延安時期這樣抓黨性教育



  黨性教育是共產黨人的心學。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黨性教育理論和實踐走向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黨性和黨性教育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開創了黨性教育的偉大實踐。黨性教育經曆了從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黨性,發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到延安整風運動對全黨進行黨性鍛煉,再到在全黨提高黨性基礎上的七大勝利召開,以及之後繼續提高黨性的曆史過程。




“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


  延安時期有關黨性的論述是很多的,其中中央“五大書記”關於黨性的論述最為經典。

  毛澤東說:“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他結合當時黨內現狀指出:“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就是黨性不純的第一個表現;而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密切聯係,則是一個黨性堅強的黨員的起碼態度。”

  劉少奇從階級性的角度界定黨性:“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者階級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現,就是無產者本質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

  朱德從黨和軍隊關係的角度探討黨性,指出:“黨是軍隊的絕對領導者,是革命戰鬥任務完成的保證者。一切黨的路線與政策,在部隊中都要經過黨的組織去執行。”

  周恩來從領導幹部立場的角度闡釋黨性,強調:“黨的立場就是領導幹部的立場:(一)要有確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二)要有堅持原則的精神。(三)要相信群眾力量。(四)要有學習精神。(五)要有堅韌的奮鬥精神。(六)要有高度紀律性。”

  任弼時從組織關係角度看待黨性,認為:“宗派主義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宗派主義可以鬧到使我們黨完全孤立起來,可以鬧到使我們黨內部不團結,甚至使我們黨解體。”黨的領導人關於黨性的論述,為黨中央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打下了理論基礎。



第一次專題討論增強黨性問題的政治局會議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增強黨性問題,這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是第一次,並與當時的曆史環境緊密相關。1941年前後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最為艱難的時期,黨要領導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勝利,要求全體黨員和黨的各個組成部分在統一意誌、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但此時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還不是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黨。因此,要求全黨增強黨性。問題的直接起因是皖南事變。我們黨在南方的革命力量遭受重創,對皖南事變的討論直接引發了對黨性問題的關注。中央強調,黨性教育、黨性學習問題是決不可輕視的絕大的問題。

  這次會議由王稼祥作主題報告,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陳雲等圍繞黨性問題作了發言。會議決定由王稼祥起草黨性問題的決定。王稼祥在王若飛輔助下,經過三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完成起草工作,經政治局討論修改後通過,於1941年7月1日建黨二十周年紀念日之際正式發出。《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闡述了增強黨性的極端重要性,列舉了黨員違反黨性的5種傾向以及這些傾向的具體表現——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並規定了6種糾正違反黨性傾向的具體辦法,例如“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領導幹部要過雙重組織生活”。

  《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發出後,毛澤東囑托任弼時寫一篇關於黨性方麵的文章。1941年10月至12月間,任弼時寫了《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從“用無限的忠實性和堅定性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行動”“遵守黨的統一的紀律”和“與群眾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聯係”等方麵指明了增強黨性的途徑。在延安整風學習中,麵對廣大學員的疑問,任弼時又去中央黨校作了關於增強黨性的長篇報告。報告的第一部分是《為什麼要做出增強黨性的決定》,這是對《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的權威解釋。《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為全黨開展黨性鍛煉提供了黨內法規依據。



黨性鍛煉和提高的重要平台


  黨員的黨性修養需要經過長期的思想改造及實踐鍛煉,延安整風運動為全黨黨性鍛煉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平台。1941年9月6日,《解放日報》表發社論《加強黨性的鍛煉》,號召全黨黨員尤其是黨的幹部增強黨性鍛煉,更好地統一黨的意誌、鞏固黨的團結。9月至10月間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開啟中央領導層的整風,同時為全黨普遍整風作了重要準備。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標誌著全黨普遍整風開始。此後中央宣傳部規定了整風學習的22個文件,從多個方麵論及了黨性鍛煉。1944年,經毛澤東推薦又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為整風學習的文獻。該文分析了李自成農民政權覆亡的原因——首領腐化和宗派鬥爭,對全黨的黨性鍛煉發出了警示。

  這一時期,黨中央帶領全黨把學習、調研、宣傳結合起來,使之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時任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認識到自己的教條主義嚴重,主動進行“補課”,帶領延安農村調查團赴陝甘寧邊區的神府、綏德、米脂和晉西北的興縣進行了一年兩個月的農村調查,寫出了《米脂楊家溝調查》《興縣調查》《出發歸來記》等調研報告。這是當時黨的高級幹部帶頭以實際行動參加整風,與違反黨性的教條主義傾向作鬥爭的一個典範。《解放日報》結合當時的黨性檢查展開了集中的宣傳報道,這種宣傳報道創造性地發揮了自我反省的作用。當時的《解放日報》刊登了許多同誌嚴於剖析自己的文章,如鄧力群的《我來照照鏡子》、崔哲的《宗派主義傾向在我身上是怎樣具體表現的》、韓作黎的《我是怎樣反省自己的》。在整風學習中,軍事學院結合黨性檢查,提出了黨性鍛煉檢討的8項具體標準,在當時影響很大。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統一了全黨對過去曆史的認識,分清了路線是非,標誌著整風運動勝利結束。通過整風,全黨黨性得到進一步提高,思想得到進一步統一,從而確保黨的七大順利召開。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為鼓舞大會代表更好地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毛澤東為大會代表題詞——“提高黨性”,號召全黨同誌提高黨性,做黨性堅強的共產主義先鋒戰士。他在《七大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論述了黨性和個性之間的關係。“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築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沒有特殊性哪裏有普遍性?沒有黨員的個性,哪裏有黨性?”他在《七大會上的結論》中又進一步論述了“黨性與個性問題”。“這是普遍性與差別性的問題,集體與個人關係的問題。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一百二十萬黨員就是一百二十萬塊木頭。有兩種個性,即創造性的個性和破壞性的個性。創造性的個性,它同黨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統一的。另一種個性,是帶破壞性的、個人主義的,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謂標新立異。”七大召開後,黨中央發動全黨對七大路線和七大黨章開展大學習,在實踐中貫徹落實毛澤東的指示,繼續“提高黨性”。



(來源:《學習時報》2019年1月18日第5版,作者:郭建明,原文標題《延安時期開創黨性教育的偉大實踐》)



監製/徐遙 責編/劉文韜 編輯/曾龍 製作/曾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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