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雞曆史上都是咋“扶貧”的?看完這些你就明白了~



      扶貧、減負工作古已有之。據考,從周代開始,中央政府就經常派出使者,“分行四方,延問疾苦”,以便及時“賑濟百姓”,《周禮》提出“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富”的“養萬民”政策和十二荒政,漢朝扶貧包括革稅減負、收養孤兒、賑恤鰥寡、尊老養老、救疾醫病、放賑救災、喪葬撫恤、助貸貧民、協助生產等十多項,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財政都承擔起了相應的扶貧職責。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通過“為民治產”實現生產自救,從根本上解決扶貧問題。寶雞曆史上,不乏這樣的扶貧治貧故事。



趙時吉

要想富,先修路



      明朝官員趙時吉,鳳翔人,27歲考中舉人後,先後在河南、河北、山西和江西等多地任地方官,為官期間,他整飭吏治精明能幹,勤謹不怠嚴於律己,執法奉公愛護百姓,關心人民疾苦,口碑不錯。

     在邯鄲任知縣時,他深入民間,對“窮民尤懇惻焉”,對於“建社倉、鑿田井、修公事”等民生工作都抓得具體周到;到了山西寧鄉縣任上,他發現該縣原定賦稅特別沉重,老百姓不堪忍受,全縣有一半人外逃,到了饑寒交迫、走投無路的地步。趙時吉決心為民減負,他向朝廷反映百姓痛苦生活的真實情況,提出核減賦稅。經過他的竭力爭取,朝廷終於減免掉寧鄉縣百姓一半的賦稅。

      但趙時吉最為閃光的扶貧政績,還是在金沙江岸邊主持艱巨的開山築路工程。1547 年,趙時吉擔任四川馬湖府知府。馬湖府位於水流湍急的金沙江畔,兩岸崇山峻嶺,荊棘叢生,虎蛇出沒,交通極為不便,可謂閉塞蠻荒之地。趙知府顯然明白“要想富,先修路”的道理,他發動民工1000餘人,披荊斬棘,用石工火焚等辦法進行大規模的築路工程,相繼開通了水陸兩路,有效地解決了當地人在交通運輸上的困難,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知縣民之父母,國以民為本,愛民所以敬君也!”趙時吉常常以此話自勉。因扶貧政績卓著,後來他官至遼東太仆寺少卿。


袁應泰

要治旱,先修渠



       袁應泰也是鳳翔人,明朝萬曆年間進士,我們比較熟悉的是他的後半生,在他遼東經略的任上抗清陣亡;我們還應該銘記,他的前半生是一位善用水利造福百姓的治水專家。

      最初當河北臨漳縣知縣時,他動員民工築長堤四十餘裏,以防漳水泛濫。調任河南後,組織群眾穿鑿太行山,引入沁水,修築25條堰,灌溉田畝數萬頃,不僅使本縣受益,鄰縣也沾了光。

      後來袁應泰升工部主事。他認真辦事,將領空餉的數百名公職人員全部淘汰。當時山東遭災,他設粥廠救濟災民,動員他們修城牆,疏浚城河,使災民都有飯吃有活幹。又將額外稅收銀數萬兩全部用來賑濟災民。為此,戶部還彈劾他擅自動用官庫銀、糧。

      1600年,河內大旱,百姓流離失所。愛民如子的袁應泰下決心將廣濟渠的引水口往上遊移,在沁水出山口的南側鑿山開洞,通過隔山取水的方法直接引沁河水入廣濟渠。

      為把這項巨大的水利工程建設好,袁應泰嘔心瀝血,督促施工。開鑿山洞的山石堅硬,開鑿十分困難,為激勵工匠們施工,袁應泰捐出了自己3年的所有官俸用於施工,而自己卻“6年之內布衣素食,未聞有崇肉累帛之奉”。在他的帶動下,河內各地鄉紳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力支援修渠建設,曆時3年才打通建成了長40餘丈、寬8丈的引水石洞。隨後袁應泰又帶領民眾用兩年時間砌橋閘,安裝鐵索滑車,疏通渠係,開排洪道,建成了可灌濟源、河內、河陽、溫縣、武陟“民田數千頃”的灌區。

      廣濟渠修好後,為解決渠道維修的資金問題,袁應泰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買了40餘畝土地,雇佃戶耕種,每年收的租穀用於河渠維護所需。值得讚許的是,河渠渠首需要有專人看護水閘,為解決4名閘夫的工資問題,袁應泰一沒給老百姓攤派,二沒求告上峰增加吃皇糧的編製,而是裁減了縣衙中的5個編製,把裁減5人的俸祿“改給閘夫工食”,這樣既不增加百姓的負擔,又解決了渠首的看護難題。

      可以看出,袁知縣真是一位具有遠略的實幹家,他的賑災工程至今還惠澤四方百姓。



梅遇

浚渠道 辦學校



      眉縣人民遇見他是福氣!一個江西人,來到陝西眉縣,在任眉縣知縣的十年中,以農業和教育為兩個抓手,長期致力於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脫貧攻堅戰,鍥而不舍,有始有終,從根本上改變了眉塢水利灌溉設施落後和知識型人才匱乏的局麵,這是一種什麼精神?這是一種春風化雨潤萬物的奉獻精神,這是一種精衛填海造桑田的愚公精神,所以,寶雞方誌上必然會留下他的名字——梅遇!

      1667春,眉縣大旱,梅遇偕13名生員士民、耆老,頂著炎夏烈日,多次深入斜穀關內,勘查水源、水情、地形、地貌,組織山外36村的百姓,戰酷暑,修水利,築新壩,攔河引水,流程百餘裏,灌地千餘頃,受到陝督、撫二司褒揚,並麵諭他“再宜引灘諸河,以利生民”。

      一場暴雨衝下的沙石淤塞了“寧相渠”,梅遇帶頭捐出俸銀,雇工鑿石,拓寬渠道。此渠擴修後,使金寧平原的農業連年豐收,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因移居這一線的人愈來愈多,貨物就地交換,逐漸形成了新興的金渠集……

      1669年3月,梅遇又一次“捐俸買山木,募工造橋渡水”,開始橫渠鎮“井田渠”的複修擴修工程……時任永壽知縣的張載後裔張琨聞訊特地回鄉參觀,讚賞不已,回到任上,以崇敬的心情撰寫了《梅公新修井田渠碑文》。

      此時,梅遇已治理了八河,他認為“潭穀治而九河之利始全”,恰值李柏、趙秀、薛胤等五位生員上書給他,請求複修潭穀水利,早有夙願的梅遇立即組織實施。他明令采取火燒淬石的辦法,因為“石性頑冷,若煉以巨火,沃以寒水”,石塊必然斷裂;他注重細節,對挖土運沙的工具和填溝平坡的打夯木樁如何使用,都對施工人員作了細致的交代,並親自督辦工程所需物資、民夫生活食糧,使浩大的潭穀河上堰,五個月便勝利竣工。渠闊四尺,北流五裏,灌溉今湯峪鎮西部和小法儀長坳村的廣大農田。渠成後,梅遇親自撰寫了《潭穀河上堰水利碑記》,由眉縣名流李柏書成,此碑現存於湯峪鎮下馮家堡渠首。

      教育是百年大計,扶貧更要扶教。眉縣地方學校破敗,梅遇上任前30餘年沒出過一個舉人,在明末至清順治一朝,無一貢生。梅遇說:“要辦學,要讓更多的學校在眉塢大地盛開!”他帶頭捐俸辦學,在他任眉的10年裏,眉縣教育搞得風生水起,張載故裏重現崇經論道之風,省上四次會試,竟有五人考中舉人。

      1674年,梅遇因治郿有功,擢升四川同知,他向新任知縣交卸完畢,尚未起程赴任,便被叛清的吳三桂餘部攻破縣城,劫持入營,逼其入夥。梅遇堅貞不屈,叛軍懾於梅遇的威望而未敢加害,遂被釋放。梅遇未去四川上任,便改道回江西南城家中,後不知所終。《郿縣誌》政略卷評價,梅知縣有創義倉、開陂壩、教種植、墾荒田、廣賑助、勤勸講等十政。



吳汝為

要扶貧,先減負



      清朝麟遊知縣吳汝為是山東人,進士出身,在順治八年至十四年當了7年麟遊知縣,扶貧政績主要是為民減負。

      清初繼承了明末的田賦冊籍,麟遊全縣耕種熟地 15.1645萬畝,折征糧 1883.3石。實際上,因戰亂大半人去地荒,政府仍按原冊籍地畝征糧,人民負擔極重,呻吟顛沛於饑餓之中。麟遊縣紳民曾再三呈報豁免荒地之糧,後來,鳳翔府派了個姓李的推官來調查。按理說,你調查應該下到地頭去看看,訪問一下民情吧?李推官往麟遊縣衙裏一坐,隻看辦公室呈遞的舊報表,然後回去複命,說刁民想少交糧,按冊征賦沒問題。此事就成為定案。

      吳汝為接替舊官上任後,經實地查訪,命令將見種熟地普遍丈量,共為 6.9648萬畝,其餘全是荒地。當即具冊詳報,請求除荒免糧,怕上司積壓擱置,無人催理,又迭次上文,反複懇催,終於換來“戶部議奏”的禦批。戶部上報:“糧是征多了,荒地糧應照數豁免。”皇帝準了,至此,征糧由原1883石減為858.79石,麟民重負去其大半。

      吳汝為在請免荒糧之時,又上文請減鹽課。鹽課即政府征的鹽稅,是中國曆代王朝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吳汝為上文說:“麟遊百姓為避鹽稅,搞得很久都不吃鹽了。前麵百姓欠交的鹽稅窟窿,我來補,我把我從山東老家騎來的馬賣了,我還借了高利貸,無奈這個窟窿太大,我準備賣掉廟裏的樹和破鍾,換點錢補齊……”減糧免鹽課後,外逃百姓漸歸,數年之間,人口大增,荒地都被種上了莊稼。

      百姓雖吃飽了,但財源未開,穿衣日用都沒著落,吳知縣就因地製宜,在山坡溝渠大種核桃樹,設想以核桃換買棉花,教民紡織,解決穿衣之困;並在澄銘窯、北馬坊兩地開設陶瓷窯,增加經濟收入,改變民生凋蔽的狀況。

      1657年,吳汝為丁母憂去職,百姓含淚遠道相送,依依惜別,人感其德呼稱其為“吳爺”,在縣城興國寺建祠立碑,懷念這名好縣令。可惜祠碑毀於戰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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