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河哈尼族奕車人的曆史與文化



毛佑全著

雲南省紅河縣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  編

顧  問:錢富良、張思文、錢阿沙

主  任:李勒然

副主任:李壽澤邵炳祥 許平周 李張有 簡季萍 王  彪

委 員:陳拉沙 李尚華  張杏梅 白勒周 陶玉喬 李福珍

 

主  編:邵炳祥

副主編:陳拉沙

 

特約編輯:黃世榮


五、村社的組織結構

解放前,在奕車人社會中存在著三類突出的人物,即“追瑪”、“莫啟”、“拉克”。“追瑪”是長老、官員、管理者的意思;“莫啟”即巫師、擁有知識者;“拉克”是指工匠,包括鐵、木、泥、石匠等人。他們那裏這樣流傳著:“追瑪”不在不會安寧,“莫啟”不在人不會發展,“拉克”不在不能造福。

“追瑪”是執行村社管理職能的人。當他們還處於氏族公社和家族階段時,由氏族長或家族長執行管理職能。在按血緣關係組織的公有共耕、共同消費的氏族公社、家族公社內管理職能是比較簡單的,還不會出現“追瑪”的概念。而一旦進入按地緣關係組成的村社之時,特別是進入到以個體家庭作為生產單位之時,不但生產發展了,人口戶口增多了,而且地區、村寨以及人們之間的各種交往關係和利害衝突也大為增多,需要建立村社組織,設置專職的管理人員來處理日益繁雜的公共事務,於是就產生了“追瑪”這一根概念。

“莫啟”既是“巫”又是“師”,在信仰原始宗教的奕車人社會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們認為必須通過“莫啟”才能與鬼神和祖先神溝通並求得保佑,才能驅邪除惡,才能五穀豐登、人畜兩旺。“莫啟”又是奕車人原始文化、曆史傳統和倫理觀念的繼承者和傳播者。據傳說,“莫啟”產生於父子連名譜係第八代祖“蘇迷俄”時代。在村社中,“莫啟”的活動範圍主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而不具有管理社會生活的職能。至今,“莫啟”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仍有影響。

“拉克”這個概念的出現,表明奕車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人們逐步認識到手工技藝在正常生產生活中的重要性。但他們還沒有分化出專業的手工業,如鐵匠主要還是務農,別人請他打製或修理農具,隻需辦一桌酒席,待秋收後給他一些穀子作為報酬。

他們的村社一般由相鄰的幾個村寨組織,其長老稱“追瑪”。“追瑪”須從村社中有能力、辦事公道、有威望的男性長者中選舉產生,其職責是管理村社的公共事務,處理村社內各村寨之間的土地、水利和民事糾紛,並代表村社處理與其他村社之間發生的問題和糾紛。如果“追瑪”辦事不公不力則可以撤換。而各村寨內部的土地、水利和民事糾紛則由各村寨長者自行處理。由此可知他們的村社組織有兩個層次,各村的長老為一級,“追瑪”為一級。村社中“追瑪”以上不再有任何社會組織,因為生產和社會的發展都還沒有這種需要。如前所述村社都由處在一片地域內的幾個村寨拚合而成。這一片地域原來是幾個家族公社的“約轟”,這時已演變為這些村寨的“約轟”。由於地理上的接近,在從事生產中必然會有許多利害關係促使他們拚合。擔任“追瑪”可得到少量報酬,有的每戶每年給“追瑪”2至3升穀子,有的從公田中劃出一份“追瑪田”共耕,其收成歸“追瑪”。“追瑪”處理民事糾紛時,由當事人招待“追瑪”一餐飯,並給一個半開(滇鑄銀元)。民國時期奕車地區建立了保甲製度,強化了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鄉、保長處處敲詐勒索人民。但村社的“追瑪”仍然存在,其性質跟鄉、保長有原則上的不同,隻能取得菲薄的報酬,始終保持著民主自治的性質。可見奕車人的村社直到此時尚未蛻變為馬克思所說的依附於階級社會的次生態的村社。直到解放後,“追瑪”才為人民民主基層政權所取代。但在村社之內,具有血緣聯係的宗族仍然存在,有關宗族內部的事務仍由宗族自行處理。

村社的另一種管理人員稱為“勒收”。每個村子都有一二人,有由選舉產生的,也有各戶輪流擔任的。其主要職責是組織管理全村的節慶、祭祀和執行習慣法。奕車人的節日繁多,與宗教、祭祀活動難以分辨,習慣法也都含有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奕車人風遇到村裏死人或發生火、水等災害時都要“忌日子”,全村停止生產勞動,皆由“勒收”決定,因此“勒收”在他們的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勒收”不同於“莫啟”和“艾鬥”,不主持宗教祭祀活動,而隻擔負組織管理的職能。

“艾鬥”是集體祭祀活動的主持人,每年祭寨神前民主推選。擔任“艾鬥”要具有一定的條件,必須是沒有結過兩次婚、妻子健在、有兒子、作風正派的人。“艾鬥”在祭祀活動開始前就要不殺生、不吃死動物、不參加喪禮、不與妻子同房。但他隻是群眾公推的祭祀主持人,不具有“莫啟”的宗教職能。

對一個奕車人男性而言,取得村社成員的資格,承擔各種義務和享受各種權利是很重要的。這意味著他是社會的一分子,而具備村社成員資格的重要標誌則是參加村社的宗教祭祀活動。按其習慣法,不準參加宗教祭祀活動就等於被開除出村社。開除出村社則是對違反習慣當的一種嚴厲懲處。解放前由於奕車人尚未進入嚴格意義上的階級社會,所以他們的村社性質仍屬於原始民主自治的社會組織,而不是階級專政的政權組織。但既然在村社內部私有製已同公有製並存,這種生產資料所有製的二重性就不可能不在村社的各種活動中反映出來。


六、村社的習慣法

奕車人村社的習慣法具有鮮明的特色,其主要內容是反映農村公社的過渡性和生產資料所有製的二重性。他們的意識形態大都通過原始宗教的形式表現出來,其習慣法和意識形態的目的為經濟基礎所決定,而習慣法又是意識形態的一種表現。因此,其村社的習慣法都帶有濃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或者采取了宗教活動的形式。諸如每年陰曆八月八日以村為單位舉行的“阿克的”——打狗活動便是一個典型事例。“阿克的”由“勒收”組織,在村外一專門場地舉行。屆時,全村合買1條小狗拴在那裏,全村各戶必得1人參加。先殺1隻雞,每人喝一口雞血酒,“莫啟”念誦咒詞,隨即用一木棍每人輪流打狗3下,邊打邊自言道“我如果偷東西,就像此狗一樣”。最後由“莫啟”將狗打死,並當場埋入地下,此時“莫啟”口中念道:“誰偷東西,就像狗一樣不得好死。”儀式完畢,各人返回家中對其家庭成員進行教育。如果村裏有人家不參加“阿克的”活動,就要受到處罰,並被村人視為小偷。這種儀式一直沿襲下來。據說由於習慣法的約束,奕車人的村寨裏小偷小模的行為極少發生,偶爾拾到別人的東西都會主動地歸還原主。

如果一個奕車人的財物被竊,他懷疑是某人所為,而此人不承認,便采用“賭咒”的辦法來解決。最簡單的“賭咒”是“砍筷子”。取一碗水放在門檻上,上麵橫放一支筷子,被懷疑者舉刀砍下,筷斷、碗破、水潑則表示:“我如果偷了東西,我和我的家人就像筷子一樣”。這樣,被懷疑者就證明了自己的清白無辜,懷疑宣告解除,懷疑他的人則要付給他一點錢表示道歉。如果被懷疑者不敢砍筷子,便證明他是小偷無疑,必須賠還失竊的東西,還要受到村社的處罰。如果偷東西的人自己承認,則要賠還東西,村社可不給予處罰,或隻給予細微的處罰,可罰其背運石頭修橋鋪路等,也可罰款,用來買豬、羊、狗或雞、鴨等,宰殺後全村每戶來1人共食。處罰地點必須在村外,因為奕車人有一種壞事不進村的嚴格習慣法。當場還要將所殺禽畜的腳蹄割下盛入一口土鍋內,將土鍋口朝下埋進土中,表示類似的壞事不準再發生。

從以上的事例,可略知奕車人習慣法的二重性:既表現出明顯的原始平等觀念,又包含著對私有製的確認和尊重。但這種習慣法與階級社會的法律不同,它不具有階級、壓迫的性質。在一個過渡性質的社會中,各種社會現象常常相互矛盾是不足為奇的,在承認私有製的同時,其習慣法又有許多維護公有製的內容,諸如個人不得隨意侵占公有土地,用刻木分水的方法調劑水利等等。

這種過渡性的社會中相互矛盾的現象,在其婚姻家庭形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奕車人的婚姻形態至今仍具有明顯的對偶婚的特征,向一夫一妻製過渡尚未完成,但其父權製的確立已有很長的曆史。婦女雖然承擔著繁重的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但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卻仍很低。

隨著父權製和私有製的強化,男子必然產生完備一夫一妻製家庭的要求,這種要求勢必會反映在習慣法中。他們的婚姻要經過三個階段:1、“蘇咪依”——女嫁;2、“裏蝦蝦”——娘家夫家兩邊住,類似於走婚;3、“覺都當”——住地穩定,成家。在前兩個階段,男女雙方仍然享有社交自由。如果發覺女子非婚懷孕,村社就要給予她和她的家庭嚴厲的懲處;如在娘家生下非婚嬰兒,則加重懲處,女子所在的村寨不僅可以懲處女子家庭,還有權到外村去懲處其奸夫家庭。這種懲處從罰款、抄家(拉走牛馬牲口、拿走不動產),直至拆毀房屋、驅逐出村。由此可見,男子維護父權製和私有製的願望是何等的強烈。不過在他們的社會中,非婚生子女一般不受歧視,而生下非婚子女的婦女則受到歧視。總之,奕車人的社會尚處在公有製和私有製相互交織的狀態。

結   語

 

筆者以實地調查材料為依據,並按照曆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對哈尼族支係奕車人的村社形態進行探析,力圖從紛繁迷蒙的現象中辨析其社會發展脈絡,認識他們的民族特性。這不僅具有學術研究的意義,而且具有重要的現實決策價值。奕車人的各種原始形態至今仍活生生地存在著,我們不能把這些社會形態僅僅看作是“活化石”,而應當看作是今天在他們中間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起點。民族特點就是一個民放的實際。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才能認真貫徹實施黨的民族政策。一個民族或支係的社會是一個有機的綜合體。要使一個民族發展成為現代化的先進民族,越是充分認識這個民族或支係的特點,就越能從這個民族或支係的實際出發,工作就越有成效。


物質生活資料生產活動特征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包括兩個方麵,一是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二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除了人類自身的生產以確保人類繁衍之外,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始終是人類社會求得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沒有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便沒有人類社會的存在。一個民族社會曆史的進步和發展的決定因素,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資料的生產,亦即對生存環境的控製、改造和利用程度。為了求得生存和發展,人們必須製造和使用一定的生產工具,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以一定的活動方式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雲南20幾個少數民族屬山地農耕民族,但因所處自然環境、社會曆史條件和文化心理素質的不同,其獲取物質生活資料的活動方式及其標誌心理意向的禮儀異彩紛呈。

 

一、農耕

奕車人以農產品為主要生活來源,並兼營少量畜牧業、手工業、狩獵、采集等,尤以善種梯田著稱。為了有效地控製、利用生存環境,以適應山區自然條件的需要,他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活動中,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經驗和科學知識,創造了一套具有一定實用價值的農事曆法(物候曆),按自然天象物候的不同變化來安排各種農事、祭祀活動和家庭生活。以某種樹發牙、開花或候鳥的鳴啼聲來判斷季節的更替,而一日之內的時間變化則觀察太陽,以日影位置的移動來確定時間早晚。

根據其物候曆法,每年夏曆九月為年末月。至此,一年的農事活動全部結束。秋收剛結束,男子們就開始來年前期的備耕活動,以提前備耕為榮。主要是壘造梯田新埂,翻犁穀茬,力求穀倒田翻身,任其休養近半年,謂之“冬水田”。水田一般三犁三耙,少數人家兩犁兩耙,一般一年種一季水稻。他們的節日、祭祀活動都是農耕活動的重要標誌。在整個冬季裏,男子多農閑,不時上山砍火地,或外出打工。盡管奕車山區“刀耕火種”現象日趨減少,但仍有一部分人上山,以釤倒草棵、劈折樹枝、扭草打結,或鏟光一片草地等形式作認地標記,以便早春時節開挖作旱地。

農業生產是他們主要的社會經濟活動項目,由於曆史上較長時期停留在自然經濟階段,所以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差。作為農業補充的各種副業生產,也主要是滿足本身生產和生活所需。農業生產以耕種水稻為主,常見的水稻品種達10餘種之多,各種品種都有不同的品性和特點。他們對於梯田的開發和經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選擇土質較好,向陽和水源充足的斜坡地帶,先播種旱地作物若幹季,便開挖溝渠,築台搭埂,將旱地改造成梯田,奕車人墾殖的梯田台數多,難度大,技術精湛,蔚為壯觀。人們一到奕車山鄉,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村落沿邊那些鱗次櫛比的梯田,層層疊疊,順著蜿蜒的山勢,象數不盡的道道天梯,有的閃現在白雲間,有的鑲嵌在山岩下,千姿百態,層次分明,埂路有序。每當冬末春初,梯田裏波光粼粼的清水,在明媚的陽光下金光閃耀,更有崎嶇羊腸小道穿插其間,加之遠近山巒和田邊村落的襯托,猶如一幅幅綺麗的山水畫,構成奕車山鄉特有的風光。

在整個農業生產中,水稻的耕種占了最重要的位置,而且在經營方麵比旱地作物精細。居於次要地位的旱地作物種植較為粗放,並多限於玉米、旱穀、高粱、蕎、麥等品種,用以補充主糧之不足。經濟作物主要有棉花、甘蔗、麻、花生、茶葉等。還有棕、柴膠、芭蕉等經濟林果,以及瓜、豆、芋頭、青菜、白菜、蘿卜、薑、蔥、蒜等蔬菜作物。菜地多選擇在村邊或田間小空地上,在宅旁建立專門菜園的不多。種菜雖也按季節進行,但多利用早晚或農閑,而且主要由婦女擔任。有的婦女將自給有餘的菜、果背運至街場上出售,作為一種副業收入,購回生產生活必需品。奕車人很重視作物的套種和間種,以便提高單位麵積產量,注意輪作和輪歇,同是一塊地,每年都要更換種植品種,以充分發揮地力。

奕車人的生產節令觀念極強,一切農事活動都按季節的變化來安排。從早春二月到盛夏五月期間,是他們繁忙的生產季節。一二月間,山鄉春意萌動,婦女停止紡織,外出的男子趕回家,男女全力備耕,保證適時栽種。他們在曆史上雖沒有形成在旱地上大麵積施肥的習慣,而且忌施人糞,但在秧田和水田中則重施綠肥和灰肥。他們早已認識到選種對增產的意義,在秋收時選取顆粒大的穀物作種。撒秧忌諱打雷天,並要由生產經驗豐富的男性長者撒播。

他們的每一個家庭都是一個生產的單位,凡能參加體力勞動的成員都得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不許偷懶。男女勞動分工比較嚴格,男子負責組織和領導生產,從事田間管理、壘埂、挖田、犁田、耙田、浸種、撒秧、管秧、送秧、鏟埂、打穀和搬運等重力勞作,幾乎占整個水田勞動的70%。男子還參加較大的商業活動,外出買賣禽畜,製造生產生活用具和修建房屋。村裏的宗教祭祀活動和社會成員之間的重要交際活動,也隻有男子才能參加。

婦女的勞動比男子繁瑣,栽秧、播種、施肥、鋤草、收割、紡織、飼養禽畜、砍柴,以及零星的交易等都由她們擔任。雖然農事比較繁忙,但她們的生產生活很有規律,勞逸相宜,充滿樂趣,處處是一派舒心的農耕生活氣氛。陽春時節,除三兩個老人留家領兒孫之外,山寨再也找不到閑散的人。夜幕降臨,人們悠閑地圍坐火塘邊。求取心靈的安靜,解除一日的辛勞。他們世居山區,大房火塘中的火在他們社會組織、家庭生活和生產活動中的意義極為重大,不僅被當做是“血親家庭本身”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先民沿傳給後人的一份珍貴財富,人們對火塘懷有一種神聖崇敬的心情。

暮春,正值栽秧時節,男人們牽牛挎耙提前平整水田,以便適時栽插。水牛在他們的生產活動中具有重要意義,是耕種梯田的得力助手。人們與水牛感情深厚,久而久之,逐漸形成一種愛水牛的傳統風俗。至今,民間一般忌食水牛肉。栽秧期間,他們沿襲著一種彼此互相協作的優良傳統,村裏誰家先栽秧,不論親戚還是鄰裏,姑娘們人人身著盛裝,自動前來協作栽秧。栽插結束,婦女轉入中耕夏鋤,或上山砍柴。農家門前柴堆的高低,被列為衡最家中婦女勤勞賢惠的尺度。青壯年男子則集體上山狩獵。

他們在曆史上實行父係小家庭,過去,婦女均無管理家庭經濟的權利。但年輕女子愛美,喜歡打扮,需用錢又羞於向父兄伸手,便按傳統習俗自己動手,利用早晚和農閑時間,將分散在田邊地角的零星地作“私房地”,按農時栽種花生、黃豆、洋芋等作物,成熟收割後背到市場出售,收入歸自己,購買心愛的飾品。女兒種“私房地”可減輕家庭開支,家中父母樂於提供方便,加以支持。

他們居於山區叢林邊,中秋時節各種作物紛紛成熟,護秋便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為了有效地防止野生動物糟蹋莊稼,人們多住在田邊地角臨時建蓋的一間小棚中,敲擊竹板,或吹響牛角號,不分晝夜地守護著,有的則在田邊溪水前設置一架竹製原始水車,利用溪水的衝力,使它時斷時續地發出刺耳的響聲,以此嚇走野生動物。

晚秋九月,梯田裏稻穀成熟,男女老少懷著喜悅的心情,全力以赴投入秋收活動。按照男女分工原則,婦女在前麵割穀,男子隨後用穀船摜穀,或搬運穀子。收割期間,要遵守一係列原始的禁忌,諸如摜穀時蛇不能掉在穀船中。在農事活動的各個階段,都要舉行特定的祭祀活動。每一次農業祭祀活動也往往成為一個特定的節日,隨著一年一度農事活動的結束,一年中主要的原始禁忌、宗教祭祀及其節日活動也就結束了。

 

二、畜牧和狩獵

奕車人源於古代北方遊牧族群,至今仍然重視畜牧業生產,放牧和飼養的技術較高。但由於各種自然條件的殊異,各地畜牧業發展並不平衡。

他們的畜牧飼養主要有黃牛、水牛、馬、羊、豬、雞、鵝、鴨等,其中黃牛數量居首位,大多數人家都飼養,少則三五頭,多則數十來頭不等。黃牛一般作為食用和祭祀品。水牛全用於犧牲耕作。馬雖然是奕車山區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但飼養並不普遍。奕車人幾乎戶戶養豬,他們飼養的“江外小耳豬”以其肉質香嫩麵著稱於世,豬、羊除自己食用之外,也常用於宗教祭祀活動,交換其他物品。賣豬收入是當今奕車人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之一。雞、鴨、鵝等家禽一部分用於宗教祭祀活動,經濟效益不大。他們還有挖塘養魚的習慣,一般在春季放養,秋末冬初捕撈。放養在水稻田中的魚謂之“穀花魚”。專門魚塘各寨多少不一,多屬人們自由組合開挖,所得的魚也由挖塘人共分。

他們的村寨大多森林環抱,周圍林海茫茫。在密林深山和灌木叢中,棲息著多種禽獸。因此狩獵既是他們抗擊野獸、衛護人畜平安和莊稼豐收的必要手段,又可將獵獲之物用作美味食品的補充。狩獵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狩獵中獲得獸肉一時吃不完,便醃於竹籠中備用。為使狩獵獲得成功,他們在長期的狩獵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狩獵方式多樣,發明製造了許多符合科學原理的獵具。認識這些狩獵方式及其各種獵具的性能,就可以理解奕車先民為努力提高生活標準所顯示的聰明才智。

集體上山圍獵是他們的一種主狩獵方式。參加狩獵的人幾乎全是青壯年男子,人數多少不一,多利用夏末秋初或冬季農閑期間進行。狩獵對象主要是虎、豹、熊、野豬、麂子、馬鹿、岩羊、獐子以及水獺、刺豬、野兔等走獸。按照傳統風俗,在集體出獵凶獸、大獸之前,要念咒占卜,以擇凶吉成敗,出村時忌諱與成年女性相遇,否則為不祥之兆。

青壯年男子多是出色的獵手,對於各種野獸的生活習慣和活動規律都很熟悉,懂得如何能找到野獸並獵取之。他們使用的獵具主要是長矛、釤刀、大刀、鋼叉和明火槍,隨帶幾隻獵狗和一張形若排球網的巨型棕繩網套。獵人中有一位背牛角號的年輕人充當司號手。獵人們不備任何行裝,一進山便將巨型網套沿著野獸必經之道,緊擦地麵跨山跨箐地扯架於山凹和坡梁上(讓驚慌逃奔的野獸闖入網套而不能脫身),隨即擺開陣勢,四麵趕圍,吆喝聲、犬吠聲、牛角號聲交相呼應,獵人們不顧烈日當空或大雨滂沱,獵物不到手始終圍獵不止。獵狗是他們狩獵活動中不可缺少的助手,讓它們鑽進密林深處將野獸驅趕出來再捕捉。捕獲獵物之後,獵人們紛紛彙聚在一個適中的山路丫口,將獵獲之物肢解分割。先割下獵物大腿一隻,送給捕獲該野獸的獵手,予以獎勵。對參加狩獵的狗,也分一份獸肉給它,以示獎勵。其餘獸肉則按參加狩獵人數均分,一人一份,共同享受,任何人不得多占。若未參與狩獵活動的過往路人臨場相遇,即使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也按“上山打獵,見者有份”的傳統風俗,贈送給路人一份。

獵人除善於集體上山圍獵之外,個人還會巧妙地運用杠杆原理,製成木架重力裝置,以捕殺虎、豹等猛獸。獵人們根據各種野獸的不同習性和活動規律,多在村旁或路邊選擇適當的土坎台,掘成地窖狀,其上覆以粗木和腐質土。地窖前方設一道野獸出入之門,窖門與窖底的活動板機以繩相連,窖內活動板機下關一隻哼叫不停的小狗或小豬作誘餌。虎、豹聞聲趕來,入窖翻動板機,板機一觸即發,牽動窖門繩索,窖門下落,將虎、豹關在窖中而無法脫身。後來人們按照前人發明的機械組合原理,發明出若幹更為複雜而靈巧的捕獵裝置,用以捕捉老鼠、水獺、野兔以及其它走獸。此外,青少年還善於利用扣子(網套)、跳柱、籠罩、子條(一種粘性極強的寄生植物漿)等獵具捕捉鷓鴣、斑鳩、野雞、箐雞、竹雞、白鷳以至小穀雀等飛禽,效益極佳。

獵取野蜂是他們狩獵活動的又一項重要內容。每當陽春時節,各種野蜂喜歡在山區密林中築巢,不易發現,其性極凶。每到中秋獵人們憑著豐富的山區生活經驗,也會尋得野蜂窩,並用火把將其巧妙獵取之。如果發現蜂蛹不飽滿,暫不便燒取,就在懸掛野蜂窩的樹腳下折彎一兩支樹枝,或打上一兩團草結,標明樹上的野蜂已有了主人。日後如果有人也找到這窩野蜂,一旦發現草結或折彎的樹枝,根據其“非我之物不取”的古規,便會欣然離去,決不會背人燒取。

 

三、紡織和采集

奕車人的手工業尚未與農業分離,多半是對農副產品的加工,主要有紡織、染布、編席、釀酒及竹木器製造等,其產品直接為生產、生活服務,滿足自家人的需要,有剩餘的才拿到附近市場上出售,或換取其他生產、生活必需品。


紡織是他們手工業生產的首要內容,全由婦女承擔。一個家庭所有成員的衣服用布均依靠婦女紡織,紡織既是世代承襲的傳統技藝,又是衡量女子聰明才智和理財治家本領的重要尺度,紡織技藝的精與劣,往往被列為年輕女子身價的評定標準。紡織一般在冬季進行。幾乎每一戶都備有一套木製軋花機、紡紗機和織布機。深秋時節,棉花采摘回家,婦女們在燦爛的陽光下,邊曬棉花邊用軋花機將棉花籽除淨,並請人彈花。鄰居女子們自動前來相助,將彈鬆的棉花搓成條狀,作好一冬紡紗的準備。“十月年”過後,山區氣候漸涼,年輕女友們相聚在小房溫暖的火塘邊集中精力紡紗。十二月底,紡織基本就緒,便將棉紗理順,放進大鐵鍋中與少許玉米同煮,以除脂上漿,然後取出清漂、曬幹並理直,纏繞在一個特製木架上,然後上機織布。織出的布均為白色,寬約7至9寸,故謂之土小白布。按其傳統禁忌,忌諱女子織布時哭泣,否則為不祥之兆。至今在民間仍留傳著這一習俗由來的憂傷傳說。近20多年來,他們已不再種棉花,直接從商店購買棉紗和棉布,但依靠婦女解決衣服用布的情況仍然存在。

他們尚黑或藍,男女老少普遍身著藍色或黑色衣服,其染料主要是藍靛。藍靛也由婦女種植、管理。秋天,她們把成熟的靛葉采回,放進瓦缸中浸泡數日,待發酵後撈出雜質,靛水中放進適量石灰攪拌,過一夜,用糊著牛屎的篾籮過濾,即得泥狀靛。製成的泥狀靛主要自用,有剩餘的才拿到市場出售。浸染衣服和布料時,先把靛放入盛有清水的瓦缸中溶解,灑入適量醇酒,每夜攪拌1次,過四五日之後即可浸染。1件衣服需浸3~5道,浸染次數少則為淺藍色,浸染次數多則呈深青色。

婦女還善於紡織滑席,其原料席子草,多屬人工栽培。編席機是一套竹製“井”形框架,由機杼以及作為經線的藤皮繩組合而成。深秋多雨時節,年輕姐妹、妯娌、姑嫂們趁不便出山勞動之機,在門前屋簷下紡織滑席。一般席寬1米左右,長1米7多,美觀大方,實惠而耐用,頗具民族特色,深受各族群眾歡迎。

竹木器的加工製造全由男子承擔,所製成的器物也主要為自用,隻有手藝較高,用較多時間從事此項活動的人,才零星地接受來料加工,或將小件成品拿到市場上出售。竹木製品分為生產用具和生活用具兩類。生產用具如軋花機、紡車、織布機、榨油機、碓、穀船、水桶、犁架、耙架以及各種型號的背籮、簸箕、篾墊、鬥、篩子、篾帽、魚籠、提籃、背水桶等;生活用具如桌、椅、凳、櫃、箱、床、筷、甑、杓以及男女青年使用的各種樂器。

采集。建國後,他們的生產有了很大發展,生活不斷改善,采集經濟在他們整個物質生活資料生產中的比重大為下降。但由於種種自然條件的限製和傳統觀念、曆史遺俗的影響,采集活動仍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具有一定的經濟意義,有的用來做調味品,有的卻僅為象征性的習俗遺存至今。

綜上所述,他們以稻穀為主食,其次是玉米和瓜豆。他們常年所需蔬菜,除秋收時節儲備的幹豆子、南瓜和芋頭之外,主要依靠婦女采集野生植物得來。春夏兩季是她們采集活動頻繁的季節,婦女們專門騰出時間,或利用上山勞動之機,采集可供食用的各種野生植物果、根、莖、葉回家,供全家成員烹製食用。他們采集的野菜主要有山甜菜、樹頭菜、羊奶菜、灰條菜、蕨菜、水芹菜、壁虱菜、苦馬菜、菱角菜、臭菜、細芽菜、馬蹄菜、香菌、雞樅、木耳、野山藥以及老鴉花、金雀花、棠梨花、杜鵑花、苦刺花、刺竹筍、柴蟲、竹蛹等,其名目多達數十種。奕車山區水土豐饒,氣候溫和,各種山珍野菜常年不衰,取之不盡。有的野菜隻要烹調有方,配料得當,可口殊異,別具風味。

未完待續,請看《紅河哈尼族奕車人的曆史與文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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