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署肅貪反腐的曆史





文/佟佳?額爾瑾

“一本正經說曆史”(ybzjlishi)授權本公眾號轉載


20世紀70年代前,在香港申請住房、開店、入學及各種公共服務,必要攜紅包過五關斬六將——店麵必須向有關部門派錢疏通才能取得經營牌照。

小攤小販不按時付“保護費”就別想正常開門營業;病人不犒賞醫院護工,便得不到開水和便盆;發生火災時,業主如果沒給消防人員“開喉費”,消防員竟可以眼睜睜看著大火將一切燒為灰燼而無動於衷……

當時香港最腐敗的政府領域有兩個,即服務業以及執法團隊。服務業以醫院為例,市民看病,醫護人員向病人索取“茶錢”,否則連開水和便盆都得不到。“黑錢”、“派鬼”等各種代替賄賂的名堂層出不窮,成為香港社會見怪不怪的現象。

在政府部門中,又以警察機關最為突出,市民到警察機關辦事、報案都要送紅包,成為香港社會的一種公開的規則。


瘋狂腐敗的香港警察


當時的警察包娼包賭、販賣槍支、販毒賭博、做黑社會“保護傘”等,凡是有利可圖的,都會有警察參與,整個警察隊伍幾乎全軍覆沒,難以找到一個不受賄、不徇私枉法的警員。

同時警界曾與黑幫勾結極深,黑白兩道勾結經營非法業務,不僅造成上萬起冤假錯案,更使貪瀆成風。

據曆史資料記載,從1963年到1973年10年間,香港警員貪汙受賄金額高達100億港元,價值相當於今天的5000億港元,整個警察隊伍95%以上的警員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此類案件。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當時的香港社會,警察職務犯罪已經陷入瘋狂,而警察腐敗到底嚴重到了何種程度,沒有人能夠準確地估計,市民苦不堪言。

受賄、分贓等枉法行為逐漸變得製度化,即使正直和誠實的人們一旦獲得了某種公共權力,也會很快墜人腐敗的行列。

1973年,因腐敗而入獄的一個名叫韓德的警司,從1954年入警到入獄前這19年問,共攫取非法財產500萬港元。他在入獄時十分坦然地說:“我隻是運氣不好,碰到點子上了。貪汙在香港警察隊伍中是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是非常自然的事。”

他還表示,在香港警察隊伍中,這種情形十分普遍,從上到下,幾乎人人如此,誰都不覺得這是在犯罪,總不可能將香港警察一窩端吧?

說到這裏就不能不提到當時的四大華人探長之一,也是電影《金錢帝國》裏梁家輝飾演的“樂哥”原型——呂樂。


華人警探如何破案


在香港,探長這一職務中,呂樂確實是極其有名的一位,1958年,香港的華人地位尚低微,尤其是政府部門,很難見到華人身影,職位稍高一點的華人,更是極少。呂樂卻在這一年被提拔新界區總華探長之職。

作為高級警察官的警司,月薪都隻有1000多元,一名探長,月收入不足1000元。但呂樂家產竟然有5億,被稱為“五億探長”,至於這些錢來的途徑很簡單,貪汙受賄。

呂樂於1940年參加香港警隊,當時隻是一名普通的著裝警員。這一類警員通常是出外勤幹一些最基本的警務,是一種很辛苦的角色,如巡警之類,日曬雨淋,每天都在街上走動。

一開始,呂樂便表現出了與其他著裝警員不同的素質和能力,屢破大案,因而被提升為便裝警員。成為便裝警員之後,呂樂的職責不再是巡邏,更多的時候是參與破案,許多難案大案,隻要到了他的手裏,便能迎刃而解。

如果不是因為他沒讀什麼書,無法通過香港皇家警察局由警員向督察升級時嚴格的考試,很可能早就升到了更高職位。

那麼,呂樂的升職,是不是真的因為他有著異於常人的破案能力?恰恰相反,他根本就沒有破什麼案,而是花很多時間與黑社會接觸,與轄區內各黑社會組織的大大小小頭目成了極其要好的朋友。

他所破的案子,有一部分,是黑社會組織故意做下來讓他破了去立功的,也有一部分,是黑社會組織幫他破的。黑社會組織對他格外照顧,他對黑社會,自然也就異常友好。



呂樂

整個香港的60年代,呂樂成為最有權勢的華人探長。此時的香港警界有4名華人探長,這四人經曆相近,名聲也不相伯仲,呂樂堪稱是他們的首腦

他們彼此成為整個香港警隊貪汙鏈的核心人物,相互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香港高層曾經隔段時間的大調動來遏製這種貪汙之風。呂樂在香港島任了一段時間總探長之後,便和任職九龍的藍剛對調。

但因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監督,警察的職權不受任何鉗製,即便將他們調來調去,也根本不能遏止貪汙,反而給他們貪汙提供了新的機會,使得貪汙鏈迅速擴大。

因為沒有文化,無法考取更高的職位,1968年,年僅48歲的呂樂不得不退出了警察圈子。對於呂樂來說,退休卻不是真的退下來了。退休之後,他仍然在紅黑兩道走動,利用自己的影響,處理各種事務,自然也“幫助警方破案”,在警界仍然享有很高的地位。


“反貪汙、捉葛柏”


真正導致港英政府下定決心解決貪腐的就是鬧得沸沸揚揚的葛柏事件。香港總警司葛柏(Godber)在1973年6月被發現擁有437萬港元財富,但是葛柏由1952年8月10日至1973年5月30日的總薪金為89.19萬港元。

警方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17條第一節要求他解釋收入來源,亦禁止他離港。可惜他於1973年6月8日以警方證件進人機場禁區,避開出境檢查搭飛機經新加坡回英國隱居。

葛柏潛逃令積聚已久的民怨最終爆發。學生們走上街頭示威,宣泄不滿,抗議政府未能恰當處理貪汙問題,集會獲得眾多民眾的響應。他們手持寫著“反貪汙、捉葛柏”的橫額遊行於街上,要求政府緝拿潛逃的葛柏歸案。



香港民眾發起了“反貪汙、捉葛柏”的大遊行照片

1973 年,時任總督麥理浩決心采取反腐敗行動。他委任香港最高法院副按察司百裏渠爵士成立一個委員會,徹查香港警察九龍總警司葛柏因貪腐接受調查期間出逃的事件。

百裏渠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提交了一份長達88 頁的報告,人稱《百裏渠報告》。在報告中,百裏渠明確指出,葛柏的貪汙受賄行為,其實早就是警察係統人人皆知的秘密,葛柏案立案已有兩年,但一直沒有大的進展,關鍵原因就是查辦葛柏的反貪部門隸屬於警察部門,無法獨立偵查。

此外,報告書明確批評政府部門貪汙問題普遍,警務處反貪部門本身也有貪汙嫌疑,導致市民對港府失去信心。他在報告中強調:“有識之士一般認為除非反貪部能脫離警方獨立,否則大眾永遠不會相信政府確實有心撲滅貪汙。”


廉政公署與貪腐博弈


1973 年10 月17 日,麥裏浩提請立法局同意建立一個專門而獨立的肅貪機構。1974 年2 月15 日,依據《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香港廉政公署正式成立。

廉政專員由總督委派,直屬於香港總督,並且對總督負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口號:“香港勝在有你和ICAC。”這個 ICAC,就是蜚聲中外的香港反貪機構———廉政公署。

其他任何機構任何人,都無權幹涉廉政專員的工作。廉政公署擁有獨立的財政預算和人事權,獨立的調查和拘捕權,不隸屬於任何政府部門。

廉政公署人員主要是獨立的合約雇員,而非政府公務員。為了保持獨立性,廉政公署從社會上招募了大批新人,倫敦方麵也派來警力支持。獨立性幫助廉政公署在較短時間內贏得了社會信任。

廉政公署隨後迅速開展了一係列反貪行動,嚴厲打擊政府部門的貪汙和腐敗現象。為表示嚴查的決心,廉政公署首先經過多次交涉將葛柏於1975年1月7日從英國引渡回香港受審,經過六日半的審訊,在2月25日被判罪名成立,入獄4年,賄款悉數充公。

1976年11月4日,廉署發出了對於呂樂的通緝令,即時生效。在此之前,呂樂見形勢不對,就已經離開香港逃亡加拿大。加拿大屬於英聯邦國家,港英政府要在加拿大形成影響,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

呂樂看到這,又迅速離開加拿大,來到了台灣。從那時起,呂樂便一直生活在台灣,一直沒有回過香港。香港廉署大概也清楚呂樂住在台灣,但香港和台灣之間,並沒有引渡條例,因而對居住於台灣的呂樂,香港廉署無能為力。

如此大規模的肅貪,幾乎使香港警察人人自危。一時間,任何一個警察都有可能被廉政公署敲門抓走。麵對這樣一種無形的壓力,一場衝突在悄悄醞釀。

1977 年10 月28 日,數以千計的警務人員及家屬在香港警察總部聚集,一路遊行至廉政公署所在地,將廉政公署包圍,有近百名情緒激動的警察還衝進了廉政公署,香港曆史上最為嚴重的警廉衝突發生了。衝突中,廉政公署辦公場地被砸,多人受傷。



1977年10月28日,香港首次爆發了警察部隊與廉政公署的“警廉衝突”事件

在這樣的局麵下,時任港督麥理浩為了維持穩定和港府管治,最後決定讓步。1977 年11 月5 日,他頒布了局部特赦令,宣布除了已被審問、正被通緝、身在海外、犯了嚴重貪汙罪行以及港督同意必須調查的人士之外,任何公職人員在1977 年1 月1 日前的貪汙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而今日的香港早已告別“黑暗年代”,成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地區之一。



延伸閱讀


廉政公署拿下最大“老虎”:香港前特首受審記



2012年3月1日下午,香港立法會,時任特首曾蔭權到會接受質詢,並向香港市民道歉(CFP圖)


本刊記者 薛田/文

一次提堂,曾蔭權對法官一言未發,表情比起上一次更加嚴肅,全程沒有笑容,但不再“肌肉抽搐、合緊雙唇”。


11月13日的香港,天氣陰沉,時不時飄下些小雨。位於香港西灣河的東區裁判法院門口,中外媒體的攝像機早已將法院正門台階下的空位占滿。14點30分,香港特區前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將再次來到這裏,就廉政公署訴其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接受聆訊。


14點06分,曾蔭權與太太曾鮑笑薇抵達東區裁判法院,在一片閃光燈中搭乘電梯上到4樓,本次聆訊在該樓層第七庭舉行。由於提早到達,在保鏢的護送下,曾蔭權與太太十指緊扣先行進入法庭旁的房間。


這一天的曾蔭權依舊是人們熟悉的那個“煲呔曾”——藏青色西裝,白襯衣,戴著紅白藍條紋領結,配同花紋的口袋巾,頭發梳得一絲不苟,皮鞋鋥亮。


旁聽者進入法庭之前,曾蔭權夫婦就已經進入公眾席第一排並排而坐。曾蔭權似乎心情不錯,時不時與太太耳語一番。



香港前行政長官曾蔭權和妻子抵達法院。


14點20分,旁聽者被允許進入第七庭,幾乎隻是瞬間,所有席位坐滿。法庭上有9名警力維持秩序,開庭期間,旁聽者不允許飲食、拍照、錄音和攝像。


10分鍾後,裁判官溫紹明入庭,本次聆訊正式開始。曾蔭權起身走到位於法庭公眾席前排中間位置的話筒前,兩手交叉搭在腹部站立。


本次提堂進行得很迅速,全程用英語進行,4分鍾即結束。辯方律師稱,本月初才收到法庭文件,需要時間研究,申請將案件押後5個星期,至下月18日。代表律政司的副刑事檢控專員沈仲平表示不反對,但又指出,會在證人名單上移除兩名證人,並加入另外4名證人。對此,辯方沒有異議。


最終,裁判官決定將案件押後至12月18日再度提訊,而曾蔭權則獲準繼續保釋。


14點47分,在法院大門口,曾蔭權稍微停頓了一會兒供記者拍照,但沒有回應記者的提問,隨即匆匆走下台階,坐上麵包車離去。


“曾商勾結”


如果不是《東方日報》,或許曾蔭權不必到法庭上走這一遭,而是安安穩穩走完他第二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任期。


2012年2月20日,離曾蔭權退休還有5個月,自稱連續35年“全港銷量第一”的《東方日報》在其頭版頭條報道稱,曾蔭權夫婦之前兩天“秘密過海去澳門”,參加了“一個賭場的春茗活動”。


除了這篇描述曾蔭權行蹤的主稿,《東方日報》還配了一篇針對曾蔭權穿著打扮的稿件,語帶諷刺地稱其“換了個黑色金屬粗框幼邊眼鏡,配鮮紅樽領針織襯衫仍嫌未夠‘young’(年輕),還要加上那最搶眼的一對Nike熒光波鞋,當行藏敗露落荒而逃時,鞋底氣墊位發出的夜光綠極富時代感,還讓鎂光燈容易追蹤”。


香港媒體不乏“語不驚人死不休”之事,所以一開始,這組報道除了增添坊間八卦,並未有更多反應。但這僅是對曾蔭權“圍追堵截”的一個開始。


次日,《東方日報》繼續放出重磅消息,稱曾夫婦除“春茗活動”外,還與兩名富商在三艘總值四億元港幣的超級遊艇上,度過有紅酒、有鮑魚等美食的三日兩夜澳門豪華遊。


到了第三天,2月22日,《東方日報》又放料稱,在這“三天兩夜澳門遊艇豪華遊”之前一周,曾蔭權就曾接受大陸富商、香港西區海底隧道股東張鬆橋款待——隧道加價要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通過——聯同十多名商界知名人士登上超豪私人飛機,到泰國普吉島旅遊,“‘曾商勾結’的嫌疑愈來愈大”。



10月5日,香港,香港前特首曾蔭權和妻子抵達法院,接受法庭聆訊(IC圖)


在當天的報紙上,《東方日報》還刊登了特首辦給該報的回複。特首辦稱,曾蔭權2月9日至22日屬於正常離崗休假,期間確實“接受友人邀請乘坐其私人飛機往返泰國”,但隨後指出,“行政長官亦已按照同一原則支付是次行程的交通費用予機主,金額與購買商營機票相若。”


2月23日,《東方日報》的曝料達到最高潮,當日該報的頭版頭條不再拘泥於“豪華宴會”或是“出國遊玩”,而是曝光了曾蔭權此前在深圳租賃的“豪宅”——曾蔭權曾在電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表示退休後會定居深圳。


《東方日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該套複式單位,麵積逾550平米,早在2011年9月就開始裝修,“香港著名建築設計師何周禮負責單位室內設計”,裝修費超過了1400萬元人民幣。小區的居住者多為企業老板、外國富人以及港商台商。


據《東方日報》調查,曾蔭權此套房的月租金約8萬人民幣,遠低於時價。而且此小區的開發商深圳人黃楚標,與曾蔭權認識多年,“關係密切”。


2012年2月28日,多名向廉政公署舉報曾蔭權的人士收到廉署回複:廉署已就曾蔭權是否觸犯“放賄條例”或公職人員行為不當正式立案調查。


次日,香港立法會議員在例會上,對曾蔭權提出八條緊急書麵質詢。


事情搞大了。


“公務員天生的光環”


因為喜歡穿西裝配領結(bowtie),曾蔭權被香港人戲稱為“煲呔曾”。如果不是2012年起的這場涉貪醜聞,曾蔭權的生平,幾乎可當做“香港夢”的範本。


1944年,曾蔭權出生於香港一個普通警察家庭。1964年,20歲的他從香港華仁書院預科畢業,卻沒能力進入大學繼續求學,隻能到輝瑞藥行做“一名孤單的,為生活而奔波的推銷員”。


兩年後,考入港英政府做一名公務員,改變了曾蔭權的一生。


1974年,曾蔭培加入財務科,受到仕途上的伯樂——時任財政司長夏鼎基的賞識。1977年,夏鼎基向亞洲發展銀行總部推薦當時並沒有大學學位的曾蔭權,借調一年從事地區財務分析工作。這次的借調經驗,成為後來哈佛大學錄取曾蔭權攻讀公共行政碩士學位課程的關鍵。


自哈佛學成歸來後,曾蔭權進入權力核心圈,一直在港府負責財經工作。1991至1993年,他出任貿易署署長及總貿易談判代表,負責所有關於香港的貿易談判及管理事宜。1995年,他成為香港立埠以來第一位華人財政司司長。


而也正是在財政司司長任上,他在亞洲金融危機中與索羅斯為首的“投機大鱷”“貼身肉搏”半月,成功救市,一躍成為“政壇英雄”。


成功擊退炒家後,曾蔭權在電台節目解釋港府入市必要性時,一句“炒家所拿走的,不單是金錢,更是香港金融製度的穩定和600萬人的信心”,引得港人掌聲一片。


根據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當時的民意調查,有55%受訪市民認同政府托市的行動,同時帶動曾蔭權的支持率上升,達65.1%。


2005年,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以“個人健康理由”突然辭去職務,擁有長達38年公務員資曆,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暫代了他的位置,並很快獲選為新任特首。當時,曾蔭權的民意支持率高達72.3%,是當時全港府最受愛戴的高級官員。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左)與第二任特首曾蔭權


“曾蔭權和董建華不一樣,他是從底層公務員開始,一步一步走到行政長官這個位置的,他了解香港的方方麵麵。”在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工作了7年的公務員許知行(化名)說,香港的公務員一直都被認作是“廉潔、高效率和執行力強的團體”,而曾蔭權曾經擁有那份“公務員天生的光環”。“我當時覺得,曾蔭權應該不會讓民眾失望。”


“我要做好這份工”,2007年3月25日,曾蔭權以這句競選口號連任香港地區特首。


“這是我今生之內最大的教訓”


2012年媒體討伐風暴中,曾蔭權沉默6天。


當年2月26日上午8點,曾蔭權才先後接受香港電台及香港無線電視的專訪稱,媒體報道屬實,但他強調,自己每一次受邀都有“原則”:必定在無任何利益衝突的前提下才考慮接受,並按照特區政府的既定機製辦事,自己從未想過從中得到利益。


他同時宣布,將邀請前終審法院大法官李國能主持獨立委員會,全麵檢討現行用以防止利益衝突的規管框架,期望在兩至三個月內完成有關工作,給市民一個全麵交代。


不過,這份回應並沒有平息事件。幾天後,3月1日,在立法會多名議員的堅持下,曾蔭權最終來到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


“這是我今生之內最大的教訓,我不會不記得。”曾蔭權一開始即道歉,並對“外遊和退休計劃”中涉及的爭議部分一一回應。“我來的目的不是想換回個人聲譽,而是公眾對港府廉潔奉公的信心。無論你們是否仍信任我,千萬不要對香港製度失去信心。”


這場原定一小時的特別質詢會,由於議員們的問題太多,最終延長近20分鍾。曾蔭權言語之間,語帶哽咽,神情哀傷,表示這些事引起公務員和市民對他本人誠信和操守的質疑,是“令他很痛心的”。



東區法院門口大批媒體記者守候。


“我用的方法,自己以為是對的,而市民覺得不對,我一定要尊重市民的意見。這樣使他們憂慮、擔憂,也是我道歉的主因。這是‘經一事、長一智’,經過今次,我學會處事要更小心,更提高敏感度。”他說。


也是在這次立法會質詢中,曾蔭權表示,為了消除公眾疑慮,已經跟太太商量好,放棄租住深圳的“豪宅”,“廉政公署若有調查,我將全麵配合、絕不幹預。”


“在內地看看老百姓的生活”


“我對曾蔭權的支持程度是這樣的。”2015年11月11日,許知行做了一個下劃線的手勢。


《東方日報》報道之前,他已經對曾蔭權的印象產生了改變:2009年,曾蔭權在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中指出,要給每個香港住戶派發100元港幣的現金券,鼓勵他們購買節能燈泡。但是有人發現了一個細節:曾蔭權的親家是某節能燈泡在香港最大的代理商。


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曾蔭權的這個施政措施是官商勾結,但這件事還是在許知行以及許多港人心中留下了陰影。


“在我們(香港公務員)群體中,很重要的一個文化是seentobefair,翻譯過來,就是說你堅持的廉潔自律要被別人看到。”許知行對本刊記者說,“不能覺得我做這件事沒有問題,符合規矩就萬事大吉了。這在香港會讓人覺得你做的不對。”


此後,曾蔭權與富商之間交情甚篤的新聞,不斷刷新著許知行對這個曾經的公務員偶像的認知新低,直到他看到《東方日報》的報道,終於對曾蔭權失望了。“接任(特首)之後,他完全不管(香港公務員)鐵律,我不能理解。原因也許有很多,可能也跟他的性格有關係。”


而與許知行有相同想法的香港人並不少。


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在2012年《東方日報》放料之前,曾蔭權的支持率已經跌破了20%。而在報道之後,其支持率更是跌倒穀底。


在香港,很多人對曾蔭權被《東方日報》接連圍堵很好奇,坊間更是流傳著一個傳言,稱《東方日報》這麼做,是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在報父仇”。據稱,其父親馬惜珍因涉嫌販運毒品遭香港警方通緝,流亡台灣多年。此前,曾蔭權曾答應馬澄坤讓其父親回港,但一直沒有辦到——今年6月,馬惜珍客死台灣,而《東方日報》至今仍不斷發文批評曾蔭權。



曾蔭權走出東區法院遭遇大批媒體記者圍堵


2012年7月,曾蔭權第二任特首任期結束。當時坊間猜測,如果按照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首任澳門特首何厚鏵的仕途曆程,曾或也會在全國政協擔任副主席職務。但最終,曾蔭權未履前任故事。


從那時起,曾蔭權深居簡出,僅是在ELLE男士時尚雜誌《睿士》的專訪中提到,他退休後大部分時間在內地生活,每周回香港一次,“主要是為了看孫女”。


作為天主教徒,每天早晨,曾蔭權6點就會起床,有時候會花上半個小時的路程去教堂。在專訪中他稱自己喜歡上攝影,也在學習打高爾夫球。卸任後,他更跑了不少地方,“有更多機會在內地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國外也是經常去,“去了意大利、葡萄牙,也去英國看教堂,我一口氣看了差不多四十個教堂”。


“I do”



2008年9月15日,香港,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左)為新馬季開鑼(CFP圖)


事過時移,正當外界認為曾蔭權一事已不了了之的時候,繼去年5月起訴港府財經事務局前局長許仕仁涉嫌貪汙之後——2014年12月23日,許仕仁被香港高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半——今年10月5日,廉政公署將案件移交律政司,後者正式起訴曾蔭權涉嫌兩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


深居簡出的曾蔭權再度回到香港民眾的視野,成為了香港曆史上遭刑事起訴的最高級別政府官員、首位遭廉政公署起訴的前行政長官。


根據香港廉政公署當天早上發表聲明,首項控罪指曾蔭權涉嫌於2010年11月2日至2012年1月20日擔任香港特首期間,在行政會議舉行會議商討及批準雄濤廣播有限公司(其後更名為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下稱雄濤)提交的多項申請期間,隱瞞或沒有申報或披露他正與雄濤的大股東黃楚標商討深圳一住宅單位的租約,及在2010年11月向黃楚標的公司支付人民幣80萬元的相關款項(租金)。


第二項控罪指曾蔭權涉嫌於約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期間,建議將何周禮根據香港授勳及嘉獎製度予以提名時,沒有向當時的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發展局和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披露,何周禮曾獲聘為其上述租賃單位做室內設計。


廉政公署在聲明中並沒有點出曾蔭權的姓名,隻是將其稱為“前行政長官”。


10月5日下午2:28分,曾蔭權和夫人手挽手步入香港東區裁判法院,接受法庭第一次提堂。


在庭上,曾蔭權總共說了四句話。麵對法庭工作人員宣讀曾蔭權涉嫌兩項控罪時,曾蔭權分別用英文說了兩次,“Iunderstand(我清楚)”。


這天的庭訊隻是審理相關程序,曾蔭權獲準以10萬港元保釋,但附有保釋條件:包括更改地址及離境需於事前24小時通知法庭和廉政公署。當裁判官蘇惠德宣讀保釋條件時,曾蔭權以英語兩度回應“Ido(我明白)”。


其後,透過前任行政長官高級私人助理莫偉梁,曾蔭權發表聲明稱:在過去三年多,我一直全麵配合廉政公署的調查。我問心無愧,深信法庭會還我清白。


同日,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接受媒體采訪時強調,此次對曾蔭權提出起訴,無論在決定的過程或作出決定的本身,都完全沒有任何的政治考量,更沒有如有些人所說有政治打壓的成分。


特首貪腐難查


針對本刊記者對曾蔭權一案調查過程的詢問,廉政公署通過郵件回複稱,“根據政策,廉署一般不會評論個別事件。”


但查詢廉政公署辦案所依據三條法例——《廉政公署條例》、《防止賄賂條例》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之所以用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而不是用貪汙等更嚴重罪名來起訴,是因為在香港,涉及貪汙的《防止賄賂條例》並沒有全麵涵蓋限製行政長官。



曾蔭權兩度哽咽流淚道歉


根據《廉政公署條例》,涉及行政長官的舉報投訴,廉政公署可委任一名執行處首長級人員負責處理。所有案件的調查結果均須向獨立的“審查貪汙舉報谘詢委員會”彙報,接受委員會的監察。在此監察製度下,任何人士包括廉署人員均不能自行中止案件的調查。


香港政府各級公務員以至問責官員一律受《防止賄賂條例》監管,但唯獨行政長官,條例中隻有2008年修訂後的第4、第5及第10條適用。這三條的內容分別是關於賄賂、收取利益而涉及運用影響力及管有來曆不明財產。而與曾蔭權案相關的第3條,三年前提出修例建議後,一直沒有得到落實。


不過,《防止賄賂條例》還是賦予了廉政公署審查特首的權力。其中規定,廉署如懷疑行政長官可能觸犯了《防止賄賂條例》所訂的罪行,可將該事宜提交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如因廉政專員所提交的事宜而有理由懷疑行政長官可能觸犯了《防止賄賂條例》所訂的罪行,可將該事宜提交立法會議員,讓他們考慮是否根據《基本法》決定采取何種行動。


事後看來,議員們選擇了進行調查。


“以《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撿控曾蔭權,控方必須證明被告人收取利益是在公職上給予提供利益者方便,而執行或不執行其職務。”香港執業大律師查錫我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解釋稱,隻要能證明曾蔭權身為公職人員,在其任職期間行為失當,“即低於一般人的期望,特別是要申報利益而不申報”,律政司即可以普通法中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起訴他,“定罪機會比較高,也更為恰當”。


2015年11月11日,香港立法會辯論由民主黨提出的將《防止賄賂條例》適用範圍擴大到行政長官的動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建議涉及憲製及運作問題,必須通盤考慮,否則可以拖延。


“你看,我們對香港的廉潔的信心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流失的。”許知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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