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第七日 ——來自怒江大峽穀的讚美詩



錄音地點:雲南省怒江州福貢縣老姆登大教堂

演        唱:老姆登教會唱詩班

指        揮:藍寶

錄        音:周偉 虞嶺




靈魂喘息的第七日

——傈僳語讚美詩的前世今生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聖經·創世紀·第二章》



3:25 03 耶穌基督已複活 來自行行且止

  

音樂,是靈魂這個怪物的庇護所,大概沒有人能夠,也沒有人願意遠離它。

2003年12月聖誕節前夕,我急匆匆趕到怒江,距離我第一次怒江之行剛剛過去四個月,在早前結識的朋友阿周幫助下,我順利聯係了教會並在老姆登村住下。我如此急切地回到峽穀,隻因那樸拙之聲的指引——我專程去參加在老姆登教堂舉行的聖誕節,我迫切期望再次聆聽他們的讚美詩。

在我廣播電台工作的8年中,做過幾檔音樂節目,因此聽過不同風格的宗教音樂,也曾在教堂中欣賞白衣天使模樣的唱詩表演。當我幾個月前第一次觸碰到怒江大峽穀的讚美詩時,遽然有種飄渺雲端的錯覺——並不整齊劃一的演唱,未經訓練和磨礪的嗓音,衣著樸素而整潔,麵容蘊含羞澀,聲部清晰,卻因為熟練與生疏而錯亂,偶爾還會有一個特別亮麗突兀或者特別低沉的嗓音打破和諧,盡管如此,從哪些怒族、傈僳族人瘦弱身軀迸發出來的歌聲柔軟地包裹起我,令我充盈著一種難以形容的美妙。我出於曾經的“職業本能”,期望有朝一日把這歌聲記錄下來,讓更多的人得以打開閉塞的視聽,體會一種如野草蔓生般的信仰存在。

任何一個初到怒江的人都會對那宏大的合唱產生強烈的疑問,試圖了解這個曾經閉塞而荒蠻的峽穀裏,西方宗教的發生,以及這奇妙樂音的源起。這得先從西方宗教在怒江地區的傳播與傈僳文字的創製說起。

天主教早在19世紀中期就開始向怒江地區滲透,基督教(新教)稍晚一些。怒江大峽穀的原住民傈僳族和怒族曆史上並沒有文字,上世紀初,“中華基督教內地會”雲南滇西的總負責人傅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牧師開始在傈僳族地區傳教時就萌發了創製傈僳文字的念頭,1912年他與緬甸籍的巴東牧師商討用拉丁字母拚音的方法創製傈僳文,他們各自設計了一套方案,在傈僳人當中進行運用試驗,最終於1919年定稿。這套拚音文字,使用原有的26個拉丁字母和14個倒置或翻寫的拉丁字母(倒置8個,翻寫6個)作為拚音基礎,具有單音節多、易讀、易寫、易記的特點,很快就為傈僳族人所接受,並且沿用至今。

這套文字創製成功後,傅能仁和巴東開始聯合試譯《約翰福音》。翻譯聖經的任務後來交給了美國人楊思慧(Allyn Cooke)牧師和他的助手傈僳人旺麗,直到1939年《新約全書》27卷翻譯完成,前後曆經十七年。最後定稿時,楊思慧夫婦邀請傅能仁來到當時他們在碧江的傳教根據地裏吾底,一起進行審定。遺憾的是,此後不久,旺麗和傅能仁先後去世,都沒有能等到它最終出版的那一刻。楊思慧的妻子伊麗莎白(Leila R. Cooke)在回憶錄《傈僳人旺麗和傈僳文聖經》中寫道:“我們離開南方福音山,來北方怒江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北方傈僳族地區信教人數逐年增加,他們要求我們傳授聖經知識,同時還未入教的人也很多,還需要做宣傳布道工作。另一個原因是北方傈僳族聚居區能學到真正的傈僳語,因為那裏是地球上傈僳族聚居最多的一個地方,沒有住著漢族,他們所說的傈僳語中沒有夾雜著漢語,這對我們聖經書的翻譯工作來說是很重要的……”

關於楊思慧夫婦在怒江大峽穀傳教經曆,我在《鍾擺上的怒江》一文中有詳細的記述。


1944年4月的一天,位於怒江西岸的裏吾底村籠罩在濃重的悲傷之中,人們圍攏在教堂前的平地上,一首接著一首唱著寧靜平和卻蘊涵著熾熱情感的讚美詩,人群中不時傳出陣陣哭泣。通往裏吾底的路上,傈僳族和怒族人從幾裏、幾十裏外的村落急急趕來,他們行色匆匆,情緒憂傷,婦女們眼含著熱淚,不時仰望傳來哀歌的地方,呼喊著“阿子打——阿子打——”。山路上,還有一位西裝革履的西方人,他頭戴一頂盔式禮帽,步履急切,麵色凝重。他便是當時的中華基督教內地會在碧江的負責人阿蘭·庫克(Allyn B.Cooke)牧師,漢文名字叫楊思慧。

“阿子打”是阿蘭·庫克牧師的妻子伊麗莎白(Leila R.Cooke),生活在怒江的人們記不住來自遙遠國度的人長長的姓名,樸素地用自己的語言稱呼他們——牧師叫“阿依打”,意思是尊敬的大哥,而“阿子打”的則是尊敬的大姐。現在,被他們尊稱為“阿子打”的大姐,寧靜安詳地躺在擔架上,被人們安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中央,悲傷的人群一層一層圍繞著她。當阿蘭·庫克終於抵達教堂,俯身匍匐在妻子麵前,整個裏吾底刹那間沉浸在一片無法抑製的慟哭之中。

人們哽咽地向牧師講述他妻子生命最後時刻的情形:就在前幾日,阿子打徒步去江東的南安甲村教堂布道,走到半路上就感覺肚子不舒服。南安甲村在裏吾底江對麵,須下到江邊然後溜索過江,再往山上爬。那一日許是下著雨,路途愈發艱難,就在阿子打抬手拿起雨傘的刹那,剛剛做過手術的刀口破裂了,人們急忙將她攙扶回裏吾底村,但丈夫恰巧外出,阿子打沒有得到很好的照料,刀口持續發炎,沒幾天便離開了人世。

人們抬起阿子打的遺體,緩緩走向教堂上方不遠的一棵核桃樹下,那裏是阿蘭·庫克夫婦的菜園,現在卻是妻子最終的歸宿地。讚美詩伴隨著慟哭再次潮水般響起——而阿子打已經無法再聽到這些曾經是她親自教唱的歌曲了,她也不知道丈夫此刻已回到自己身邊,正為她做最後的禱告。阿蘭·庫克神情肅穆卻沒有流淚,也許在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們已經做好了把生命留在這裏的打算,但他的內心定然充滿內疚,在妻子生命的最後時刻,沒有能夠陪伴在身邊,而眼前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妻子,卻在20多年裏一直陪伴自己在中國,在傈僳人當中,在這偏僻荒蠻的峽穀裏履行他們神聖的職責,並且成為自己傳道事業最為得力的助手。

六十一年後,2005年末,我站在了這位至今仍被傈僳人尊敬和懷念的女性的墓前,事實上,這裏已經沒有任何墳墓的痕跡了。我的身旁,清瘦頎長的老人友付奪對我說:“文革的時候,阿子打的墓據說被挖開,頭骨被扣在一根木樁上接受批鬥,我當時在五七幹校,後來聽說的……上麵一點就是阿依打他們的家,坐北朝南,地麵和牆壁全部是木板的,還有天花板。西邊房是臥室,中間是客廳,也是他們平時工作的地方,東邊是廚房和醫藥室,客廳通著陽台,下麵就是菜園子,四周用木板圍成柵欄。”依著老人的描述,我可以想見那曾經的木屋,但如今已灰飛煙滅,原址雖有一棟房子,但模樣和格局顯然不是當年的了。墓地還是菜園,幾根玉米秸稈東倒西歪,核桃樹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棵茶樹墨綠油亮。

老人少年時代曾跟隨阿子打學習傈僳文字和聖經,對於楊思慧夫婦的許多事情仍然記憶猶新,他告訴我,楊思慧夫婦一直保持著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他們自己烤麵包,吃小米,極少吃大米,自己養了20隻羊,隻為了擠羊奶喝,他們帶來很多豆種和果樹,至今當地人還稱一些豆和果為“傳教士的豆”和“傳教士的果子”。

阿蘭·庫克1896年出生於美國舊金山,畢業於洛杉磯聖經學院,1919年他作為中華基督教內地會的傳教士來到中國,1920年在雲南大理按立為牧師,1922年開始在中國的西南邊疆傈僳族聚居區從事傳教事業,先後在木城坡和臨滄地區耿馬縣福音山傳教了十多年,之後於1933年和妻子一起來到原碧江縣的裏吾底村。第二年裏吾底落教堂落成,這座由四根粗壯的栗木支撐起來的“高大”建築著實震撼了傈僳人,它四周均為衝土牆,頂上還覆了杉木板,據說可容納千人。當然,容納千人我認為是善意的誇大,所謂高大也隻是相對於貧窮的傈僳族人那些簡陋低矮的吊腳樓,然而這並不妨礙裏吾底成為基督教內地會在碧江傳教中心。對於大多數傈僳人來說,楊思慧夫婦的到來,改變了他們的生活,他們不再喝酒賭錢,不再因為從天而降的病災而殺牲祭鬼,以至於不堪重負,他們開始學習洗臉、洗腳,學習以握手的方式表達問候……尤其是阿子打,用友付奪老人的話說,“她是我們的老師、是衛生員、接生員,還是裁縫……”從並不翔實的史料和口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阿子打應當是一位和藹可親、多才多藝的女性。她穿傈僳人服裝,多數時間都在教孩子們學習傈僳文字,給病人看病,為婦女接生。阿子打親手接生的史富相,少年時代也跟阿子打學習,解放後成為國家幹部,他回憶道:“阿子打是位和藹可親的女牧師,也是一位救死扶傷的好醫生,能說一口流利的傈僳話。每到禮拜天,是阿子打最忙碌的時候,信徒群眾因病要藥的人特別多。但她從不急躁厭煩,總是耐心地為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地看病,給藥,打針。平時群眾患有疾病或婦女生小孩隻要喊到她,不論白天黑夜,她都去病人家看病。她對小孩子懷著一片慈母之心,每年都主動召集家長,為他們的小孩種牛痘或打天花預防針。……她還經常舉辦婦女培訓班,傳授婦幼衛生常識,包括如何操持家務,如何待人接物等方麵的內容,使當地的傈僳婦女受益匪淺。”

傳教士們都有不凡的音樂修養,每到星期天或者閑暇時,阿依打演奏小提琴,阿子打彈奏風琴,另一位叫賈牧師的吹圓號,組成了一個小型樂隊,他們既自娛自樂,也給傈僳人帶來新鮮和愉悅。事實上,楊思慧夫婦倆音樂造詣深厚,楊思慧熟諳樂理,對聖樂尤其精通。當他們還在木城坡教會時,得知有兩位擅長傈僳族調子的老媽媽,便主動上門請教,並一一記錄。在搜集整理傈僳族歌曲過程中,他們發現傈僳族調子中的句式和《舊約全書》裏“箴言錄”及“大衛詩”的句式很接近,於是就按照傈僳人的對偶句式把讚美詩填進去,並創造了與漢文簡譜不同的傈僳簡譜。經過十多年的積累,終於在四十年代編輯出版了傈僳文混聲四部《頌主歌曲集》,319首歌曲中,除了楊思慧的創作,大多數改編自歐美民歌和西方聖樂中的經典作品。

 

“讚美詩”傈僳文稱為“瓦祜木刮”,它的記譜方式類似於簡譜,但又有不同。簡單來說,就是將簡譜中的音符時值增加一倍,並且取消了短時值的十六分音符,音域則控製在三個八度內,這樣歌曲顯得更舒緩平和,與讚美詩的特點相吻合。“瓦祜木刮”的唱名不是“do re mi fa sol la si”,而是將傈僳語的數字“1234567”的發音作為唱名:“體 尼 三 利 旺 求 史 ”。由於傈僳語本身追求詞句的對仗,歌唱性強,並且有六個聲調,高低起伏,鬆緊長短富於變化,因此普通教徒很容易掌握。


參與錄音的老姆登教會唱詩班成員。

傈僳語讚美詩最重要的特點是“混聲四部”合唱的形式。怒江地區傳統音樂中也有多聲部音樂,傈僳民歌三大調“擺時”、“優葉”和“木刮”一般都為對歌的形式,對唱時雙方由一人領唱,眾人伴唱,領唱者唱一句,伴唱者和一句,時而同步,時而交錯疊置。吟唱中往往以酒助興,邊飲邊歌,歌曲或敘事,或抒情,情緒濃重而跳躍。“瓦祜木刮”則是西方音樂中常見的“和聲織體”結構,有一個明顯的主旋律,加上其他聲部的和聲伴唱。教徒將四個聲部稱為一、二、三、四音,一、二音為女聲部,即女高音和女低音;三、四部為男聲部,男高音和男低音。在日常的練習和禮拜中,教徒按照自己的聲音條件選擇聲部進行練唱,天長日久,每次禮拜上的演唱,就自然成為一個宏大的合唱表演。

1968年,傈僳文版的《新舊約全書》在香港出版,1980年代,國家宗教政策落實後,雲南省基督教會又新編了200多首傈僳文讚美詩,原來的《頌主歌曲集》稱為“老編讚美詩”,如今傈僳文讚美詩已有588首之多。傈僳文《新約全書》和《頌主歌曲集》凝聚了一代傳教士共同的心血,而這兩本書也是以傈僳文字為載體的巨著,至今仍然被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傈僳族人廣泛使用。那教堂中的布道和歌曲也正是我在怒江旅行中聽到的最純淨和神聖的聲音——這文字,這歌聲,毫無疑問熔鑄為怒江民族文化中最為精彩的篇章。

為讚美詩錄音,甚至製作一張原生態唱片的念頭,隨著我一次次怒江之行越來越強烈,卻也越來越感到困難。早期因為設備受限,加之我正專注於攝影專題的拍攝,這個計劃一直未能實施。後來發現,雖然怒江峽穀裏大大小小的教堂不計其數,但真要召集一群人,有一個完整的時間定定心心地排練錄音還真不容易。隨著峽穀越來越開放,人們的物質觀念愈發現實,即使教徒也不能回避,而伴隨著大峽穀的現代化進程,教會活動中使用越來越多的電聲樂器,尤其是傈僳族信徒,他們更擅於接受新鮮事物,在宗教活動中增加了不少從緬甸傳來的音樂舞蹈,使宗教音樂更趨流行化,世俗化,這趨勢當然不可阻擋,但他們使用的樂器和設備往往質量不高,演奏水平也平平,反而破壞了原先的質樸和純淨。不過,現狀是他們正樂此不疲,並且因為這些電子產品的運用而感覺到跟上了大時代的步伐。

終於,在我訪問怒江的第十個年頭,在幾位朋友傾力相助下,這個願望得以實現。

我最終選擇了老姆登教堂的唱詩班。老姆登村屬福貢縣匹河鄉,匹河鄉是一個怒族鄉,以怒族的分支怒蘇人為主。老姆登教堂不但是我最早拜訪的教堂,也是當年楊思慧在碧江傳教時期最早建立的教堂,建成於1930年。據村中長者回憶,當時教堂建了三次才成,前兩次剛剛建成就被設置局派兵給拆毀了,甚至還把教會的三位負責人也抓了起來,後來在外國傳教士的幹涉下才放了人,教堂也終於落成。此後,這裏一直是碧江縣教會的培訓基地和聖誕節活動的舉辦地——聖誕節是怒江基督教徒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當年全縣的教徒都會集中到一個教堂過節,而從1930年落成到1957年的二十多年間,老姆登教堂先後八次承擔了這種榮耀。遺憾的是,舊教堂在1958年的運動中被拆毀,直到1979年恢複宗教自由,老姆登教堂得以重建,在後來的20多年中,教堂又先後重建三次,從木草房到到土磚房,規模不斷擴大。1984年聖誕節前夕,一座能夠容納千人的大教堂在峽穀傲然矗立。怒江的基督教堂,基本和民居相似,沒有太多的裝飾,老姆登教堂委實算不上雄偉,但當時在怒江峽穀當中卻是最大的一個,加上他特殊的曆史地位,老姆登教堂逐漸聲名遠播。

怒族與傈僳族的語言不盡相同,但相互間都能交流,而在教會統一使用傈僳文的聖經,布道、演唱也使用傈僳語。我選擇怒族的老姆登教堂錄音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怒族人相對比傈僳族人保守,長久以來恪守傳統的演唱方式,不加進舞蹈和電聲樂器,這是我比較喜歡的。幾年前,我就知道在引進舞蹈和樂器的問題上匹河鄉教會中曾產生了分歧,近一兩年來,這一傳統也已經被打破,2011年我再次參加匹河鄉的聖誕節,舞蹈和電聲樂器都已經被使用。在同樣的人群和歌聲中,不時竄出嘯叫聲,電子琴伴奏也與演唱難以合拍,那一刻,我分外懷念2006年在江邊子楞河村稻田裏的聖誕節,上千人,純粹的人聲,同唱《哈利路亞》,歌聲並不像原曲那麼高亢嘹亮,而是舒緩綿長地衝破雨霧,放佛穩步爬升直到高黎貢山和碧羅雪山的頂端,餘音久久在空氣中震蕩。

長久以來,我一直參不透傈僳語讚美詩的美妙之處。他們唱得並不整齊,和聲未經嚴格調整與匹配,音色也都是本嗓,良莠不齊,情緒並不飽滿高昂,甚至習慣性地流露出些許慵懶——總之,他們的歌聲缺乏所謂的“神性”。十年來,我數次參加當地基督徒的三大節日(聖誕節、複活節、感恩節),在不同的場景,不同的季節一次次地聆聽不同人群的演唱,我用沾滿泥土的雙腿插進到他們庸常的日子裏,讓自己的身體最大限度地觸碰他們的生活與情感,我漸漸發現,那歌聲的美,正在於對神的頌讚中,飽含了鮮活的人的氣息。

錄音的那一天,是當地信徒結束複活節聚會的日子,也正因此,可以順利召集40人的唱詩班。老姆登教堂的唱詩班平素就有訓練,並不需要特別的準備,但在聲部的配置上有些問題,女聲偏強,這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濃雲在峽穀上空飛騰,不時落片刻不大不小的雨,空氣濕潤,聲音因此不夠明亮。我始終把這樣的錄音定位於原生態音樂與人類學的文本,並不追求精致,倒是更希望最終呈現的是他們日常的狀態與聲音,所以,沒有特別的情況,並不打斷他們,不讓他們一次次重複演唱同一首曲子,我知道,如果那樣,他們的狀態隻會越來越緊張和疲勞。有些歌,某些人並不熟練,索性就不唱了,造成聲音更大的不平衡。錄音進行了一半的時候,窗外又下起了雨,我們稍等了一會兒,看著實在沒有停下的意思,便繼續錄音,好在很快雨還是停了。所以,最終的錄音裏我們甚至保留了一些顯而易見的瑕疵,我期望,能夠聽到這些歌曲的你,聽到的不是專門為你的表演,而是他們最稀鬆平常的一次禮拜。

“神賜福給第七日,定為聖日”,如今怒江的基督徒,每到禮拜天任然恪守教規,停下一切勞動,讓身體歇息下來,走進教堂,聆聽布道,手捧著聖經和讚美詩,一遍遍禱告和歌唱。第七日,是這群人生命的歇息站,也正是在這短暫的停頓間,讓靈魂得以喘息,讓內心保有敬畏與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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