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臨時夫人”現象




當年曾在延安工作過的老革命沈容在《紅色記憶》一書中披露了令人難以理解的“臨時夫人”現象——給在延安工作的外國人安排“臨時夫人”。

有兩位在延安工作的蘇聯聯絡員,要求中共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隻限他們在延安期間有效。他們竟然如願以償的辦到了!每人得到了一位夫人。


沈容十分不解:“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麼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蘇聯聯絡員回國時,臨時夫人結束任務,就給每位夫人發了“複員費”。而這“複員費”竟然成了沈容同伴們打秋風的對象。



共產國際駐中共區聯絡員和蘇軍情報部情報員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中就寫到毛澤東曾經問他是否需要一個“伴侶”。連日本共產黨鼎鼎大名的野阪參三先生在延安時也找了一位“臨時夫人”。對這些“臨時夫人”來說,這也許可以算是她們為革命作出的犧牲吧。

曾為中共軍事顧問的李德(德國名字奧托·布勞恩)在支援中國革命期間,先與組織安排的蕭月華(團中央粵籍姑娘)做了臨時夫妻,後來又結識了第二位妻子來自上海的漂亮女明星李麗蓮。


李德在1939年返回蘇聯時請求將李麗蓮帶走,但因沒有護照簽證未得到批準,李麗蓮當場暈倒。毛澤東祝李德一路平安。李德含淚吻別李麗蓮後,依依不舍地登上飛機。從此他們天各一方,再也沒有見過麵。


日共領袖野阪參三來延安時,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但是他一直也沒閑著,與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國女子莊濤一起生活,這名女子會說流利的日語。當美女莊濤出現時,野阪參三自然讚成“衣不如新”;而當與老妻重逢時,野阪又信奉“人不如故”了。野阪參三後來對莊濤的“薄情寡義”並非沒有前兆,他早已將話向莊濤挑明:我們的戀情是沒有結果的,你不過是紅色延安為我找來的“臨時夫人”、“性伴侶”。   

唯獨白求恩是個例外,領導讓他當毛主席的保健醫生,他不幹。他以與眾不同的方式——憤怒地從窯洞中擲出了一把椅子,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見。在馬海德的勸說下,他漸漸平靜下來,他說:“我不是為生活享受而來的。什麼熱咖啡、嫩牛肉、軟綿的鋼絲床,這些東西我早就有了!但為了理想,我都拋棄了!需要特別照顧的是傷員,而不是我。我為我的魯莽向你們道歉,但你們也要向拄著拐杖的傷員道歉。”


後來,領導要幫他找個中國妻,他也不幹。理由很簡單,語言不通,習慣不同,在一起也不會幸福,所以,堅決不娶。



那個時候中央對幹部中十分普遍的一夫二妻現象相當寬容。1948年太嶽區薄書年有妻有子,參加革命後又與閻姓女子結婚,家妻攜子找來,組織令薄與閻離婚,薄懷怨,殺閻與同寢室黃氏(副專員之妻),閻死黃殘,僅判薄15年徒刑。自己也有“抗戰夫人”的謝覺哉評論:“一人二妻,革命幹部中頗多有,因戰爭關係,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責人。一旦相遇,隻要他們自己不發生齟齬,旁人何必多管閑事。必離其一,必有一方失所。”意謂民若不舉,官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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