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藏刻秦始皇詔書文物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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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藏刻秦始皇詔書文物探考周高亮( 故 宮 博 物 院 )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全國,秦王政稱始皇帝,開始了中國曆史的新紀元,中國曆史由王國時代進入了帝國時代。作為鞏固統一的措施,秦中央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統一了文字、度量衡,史書所說“車同軌、書同文”即此。而這些政治措施,必然也要反映到實物上,流傳至今且保存在故宮博物院的相關文物以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詔命的文物最為引人注目。
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文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兼並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①。刻、書此詔文是這類器物的共同特征,故宮所藏有刻詔陶量和銅權諸器。在此主要介紹兩件文物:二十六年詔陶量(封二:圖一、新74828)和二十六年詔書仿青銅權(封二:圖二、故 78097)。
和此二器類同的陶量和銅權在以往考古發現的已不少見,其出土地點東自大海西到陝甘,北則內蒙南及兩廣,幾乎遍及秦王朝統治下的整個疆域,成為出土和傳世數量最多的秦統一度量衡的具體物證。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這些帶詔書銘記的器物時,可以發現它們除了透露著秦中央政府為鞏固統一而行的措施外,還附載有其他的曆史信息。

同樣刻有二十六年詔書銘的銅量器有商鞅銅方升②、秦始皇詔方升③和加刻有秦二世元年詔書的秦兩詔橢升④傳世。二世詔曰:“元年,製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兩篇詔書通讀,可知二世即位後仍繼續推行著乃父的統一措施。商鞅方升現藏上海博物館⑤,該升三壁及底皆刻銘文,左壁銘文為:“十八年,齊遣卿大夫來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鞅造。爰積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為升”;後壁刻“重泉”二字;右壁刻“臨”字;底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此一方麵說明秦人規範量製的努力實始於戰國末年,另也可證秦孝公十八年 (公元前344年)商鞅改定的這件能容一升的標準方升是秦始皇統一度量衡時的依據和標準器。也就是說為鞏固統一,秦人向全國推行的量製的基礎,係取於秦國的舊製,這是我們想說的內容之一。
其二是,關於所有這些刻詔書銘記的器物的生產單位性質的問題,即這些器物是出自官府作坊還是出自私營作坊。定刻詔銅器出自官府作坊好理解也容易為大家接受,因為銘記顯示直到漢武帝時才有自由出售銅器的例證⑥。但是,陶器的情況相對要複雜一些。根據對秦代陶文研究,秦代生產陶器的作坊有以下三類:第一是中央官署下轄的生產單位,具體管理者有都司空、左、右司空、將作大匠等,這些機構所出產品的陶文銘記有 “都”、“都昌”、“左司空係”、“右司空尚”(及其省寫形式“左司”、“左胡”、“右齊”、“右司” 等)、“宮水”、“宮疆”、“左宮”、“右宮”、“大匠”,銘記方法是在中央官署機構名稱後加工匠名,或是僅署中央官署機構名;第二是歸市府機構的作坊,出自這種作坊的器物上的銘記特點是在市府機構名稱後加工匠名,例證有“鹹陽市於”、“鹹陽成申”等;第三是個體作坊,銘記特點是在工匠名前加表示其籍貫居地的地名,可見有“鹹芮裏喜”、“鹹屈阝裏角”等。當然,秦代陶文的內容要比上述複雜,如地方市府陶器作坊的產品,也可以出售,同時個體作坊的產品在生產和出售上也要受官府管理、稽查⑦。官府作坊的產品可作為商品出售,其製本自《周禮》,據《周禮·冬官·考工記》載:“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盆,實二鬴,厚半寸,唇寸。甑,實二鬴,厚半寸,唇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唇寸。庾,實二觳,厚半寸,唇寸。瓬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唇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瓬之事,髺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陶人、瓬人所管理的內容除產品的規製外,另一條就它們是否合乎入市的標準。既然能“入市”就說明官府陶器作坊的產品也可以作為商品出售。《周禮》托名周公所作,但其實成書於戰國,所記乃戰國以前曆代製度,二鄭解經多以漢代製度比釋,足見漢製和《周禮》所記多有類同的,要之則自戰國、經秦而漢,其製度當有相當之連續性。足見官府陶器作坊的產品自戰國至漢,一直都是有一部分用為商品出售的。而秦代官府對個體作坊的生產進行管理、稽查的製度,實也是後漢在各工多處設工官“管工稅物”⑧作法的先聲,其主要目的隻是稅收而不涉及生產本身,這一點還長期地影響著中國後來的官府手工業製度。
通過對比可知,作為法定量器頒行下去的加刻長篇詔書的陶量,應該是官府作坊的產品。因為作為量器,隻有政府統一管理生產的這些器物,才能體現出政府統一量製的努力。
其三是秦的統一,實質上是秦文化對全國的統一,而這個統一過程似要比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及建立統一的政權更為艱辛。考古材料顯示秦軍所到之處,典型的秦文化遺存也就會出現。同時,秦文化對山東六國舊有文化的影響遠大於山東六國舊有文化對秦文化的影響。這一情形和商代二裏崗期商文化向周邊的擴張以及周初周文化在各地的迅速傳播並占據統治局麵極其相像。究其原因,大概在於商、周、秦皆屬於學界所說的原生國家⑨,即在長期的曆史沉澱中漸漸形成的政治體,其堅持舊有文化的傳統與努力要遠高於純粹的新生政權。正因為秦人要以自己的文化模式來進行統一並影響其占領地,而不是開放式地吸收山東六國舊有的文化因素,所以在她統一過程中遭遇到山東諸國代表的舊有文化的抵抗也就更強烈,故而到秦末大亂時,不僅六國貴族紛紛複國,且六國舊有文化傳統也異乎尋常地得到複興,反映到考古學文化上是舊有用鼎禮製曆經秦統治時期的短暫中斷後又在山東地區出現以及漢代考古學文化的不同分區⑩。其後,在武帝推行推恩令之後,中央權力得以進一步擴大,各地的地方文化逐步統一,並最終確定了漢以後中國文化的大體製。

當然,出土器物是對曆史與製度的反映。湖南兔子山新出秦簡更成為我們了解秦代曆史的寶庫。其中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封三:圖一、圖二)更是我們上述論證的實錄。該詔書曰“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衰甚。朕奉遺詔。今宗廟吏(事)及箸(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當除定者畢矣。以元年與黔首更始,盡為解除故罪,令已下矣。朕將自撫天下,吏、黔首其具(俱)行事,毋以繇(徭)賦擾黔首,毋以細物苛劾縣吏。亟布。以元年十月戊午到守府”?。這條詔書檔的發現,使大家知道,秦人之政治也並非後世文人所記法苛而治急,不僅從始皇帝到二世在確保國家政令統一方麵的功德與努力都值得肯定,而且在二世繼位後的政治命令,在沿成襲始皇帝舊製以確保國家統一為重要目標的同時,也有其與民更始、輕徭薄賦、與縣吏減壓的一麵。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出土於湖南益陽,該地不僅遠離秦人中心地區而且是為楚人舊地,對秦人來說楚人之反抗最烈,即列如此,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所述的恩澤也仍然到了益舊,說明當時在政治上的改作與努力。曆史記載的秦人之所以呈現極惡的一麵,應該與漢代秦有關。漢代統治者出自楚,為了表明自己的合法性務必要把秦人置之於無道。這種以服務於後來統治者的正史,在唐人記隋,甚至在同一個王朝內奪位的皇帝對前皇帝記述時模不如是。
秦兩詔橢升上之所以要加刻秦二世元年詔書,本身就說明秦統一度量衡的努力在秦始皇時代並沒能徹底實現,二世繼位以後還不得不繼續著這種努力。這一點也正是秦文化統一全國、以及確保國家統一的艱難與努力在文字和實物上的表現。
注釋:
①《顏氏家訓·書證》
②⑤《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第459頁“商鞅銅方升”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
③《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卷》,第478頁“始皇詔方升”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
④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圖版二“秦兩詔橢升”,文物出版社,1998 年
⑥俞偉超:《秦漢青銅器概論》,《古史的考古學探索》,第207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⑦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 385頁,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⑧《後漢書》誌二十八《百官五誌[五]》
⑨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三聯書店,2000年
⑩俞偉超:《考古學中的漢文化問題》,《古史的考古學探索》,第184頁;《秦漢考古學文化的曆史特征》,《古史的考古學探索》,第192~193頁,文物出版社,2002年
?釋文引自陳偉《“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詔書“通釋》,《江漢考古》2017年第1期。
I 版權聲明:
○ 本文摘自《南方文物》 2017年第2期 P284-285,2,301頁。圖片來源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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