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國璽:“赤九”讖與兩漢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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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九”讖與兩漢政治
代國璽
摘要
 “赤九”讖與“赤精子之讖”性質相近,皆為西漢成帝之時甘忠可、夏賀良等人所撰,目的在於勸說成帝封禪改製。此讖雖為成帝而造,但在成帝之時並未產生效果,其蠱惑作用發揮於西漢哀帝以至東漢章帝期間。西漢哀帝於建平二年六月的改元易號,是受其影響。莽漢之際,“起兵者皆稱後漢”的局麵與其頗有關係。更始帝與漢光武先後以移花接木的方式將“赤九世”坐實為自己,藉以證明天命在己,獲取士民歸附。“赤九”讖還對東漢前期的政治有著重大影響。東漢的宗廟製度是圍繞它建立起來的,東漢前期以“製禮樂”為政治目標,也是受其推動。一種讖語能具有這種影響時效和影響範圍,能對現實政治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這在曆史上頗為罕見。而“赤九”讖之所以能具有這種影響,是兩漢之際的特殊曆史背景造成的。
關鍵詞
赤九  赤精子之讖  漢成帝  改製  漢光武帝
圖讖對於兩漢之際的政治,影響匪淺,關於此事,古今史家論述已多,不待贅引。[1][2]兩漢之際的讖言頗多,其中有不少確實也發揮了效果,但大多都止於一時一事而已。若要論影響重大,無疑要數西漢後期出現的“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這個“赤精子之讖”,[3]它為“劉氏複興”準備了輿論基礎,在政權變革中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奇怪的是,恰恰是這個讖言,“今天殘存的緯書資料中卻未見記載。”[4]這頗值得注意。“赤精子之讖”為後漢複興提供天命基礎,光武帝令人刪定讖緯、宣布圖讖於天下,自然要以其為重心,而後世政權也沒有刪削它的必要。依常理推之,東漢緯書中有關“赤精子之讖”的內容應該不少,其流傳至今亦應有所留存才對,今絲毫不見載,何以如此?有無可能今見緯書本有留存,隻是它以別的表述方式呈現?
後漢前期,有一種讖語也產生過重大影響,這就是“赤九”讖。所謂“赤九”讖,是指“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等係列讖語。此類讖語,今日緯書尚保留有十數條之多。“赤九”讖之於後漢政治的影響,可見於以下數事:光武之封禪是受其推動,封禪祝文獺祭臚陳,章帝的詔令曾明確引及。關於此讖,史籍未明確記載其出現時間。“赤九”讖出現於何時,何以能有這種影響?欲弄清圖讖與後漢政治的關係,此問題似不可不置論。
以上問題,看似不起眼,卻是全麵揭示圖讖與兩漢政治關係的肯綮之處。不過,由於事涉神怪,線索隱微,古今學人,措意者甚少。實際上,這些問題並非不可索解,隻是其答案在若隱若現之間,並不明晰而已。本文從“赤九”讖入手,鉤稽史料,搜尋隱微,藉以揭示“赤精子之讖”與兩漢政治之間的複雜互動過程,為我們理解兩漢之際的政治曆史與社會心理提供一條比較完整的線索。
一、“赤九”讖的主旨與撰造時間
《河圖》《雒書》中有關“赤九”的讖文,出自何人,成於何時,其所謂“九世”又具體何指,是個關鍵問題。東漢初年定“赤九”讖為光武受命之符,此事遂涉神怪,自此以降,古人似乎沒有再提出別的看法。而近代以來,就筆者所見,就此問題發表新見的人也並不多,似乎隻有陳槃、陳蘇鎮等寥寥數人而已。陳槃先生認為“赤九”諸讖是東漢初年撰造的,撰造者乃梁鬆等人,旨在勸說光武帝舉行封禪。[5]而陳蘇鎮先生認為,“赤九”諸讖早在成帝之前可能就已出現,所謂“九世”本指漢高祖劉邦。[6]實際上,兩說都不準確。
“赤九”諸讖出現於西漢而非成於東漢初年,這有史料可征,以下兩點皆可以說明。其一,據《後漢書?耿純傳》,更始初敗,真定王劉揚造作讖記雲“赤九之後,癭揚為主”,[7]欲以惑眾。此讖要想惑眾,必以“赤九”讖的廣泛傳播為前提,而廣泛傳播又非一日之功。這足以說明“赤九”諸讖產生於西漢時期。其二,建武十九年(43)春,光武帝“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8]其原因據《漢官儀》言:“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世。故《河圖》雲‘赤九會昌’,謂光武也。”[9]則早在梁鬆等人言封禪之十餘年以前,光武帝已利用過“赤九會昌”的讖語。故“赤九”諸讖造於東漢初年之說,並不合乎史實。
而陳蘇鎮認為,讖緯中所謂的“九世”,皆與劉邦有關。他的依據是“從黃帝算起,孔子是第九位聖人,漢是第九代王朝,漢高祖劉邦當然就是第九位受命帝王了。”這個判斷失之迂遠。據《續漢書?祭祀誌》所載,東漢初年時人所見關於“赤九”封禪的讖文,有三十六條之多,而現今保存下來的,約有以下數條:
《河圖會昌符》:“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10]
《河圖會昌符》:“帝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奸偽不萌。”[11]
《河圖會昌符》:“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12]
《河圖會昌符》:“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於泰山,刻石著紀,禪於梁父,退省考五。”[13]
《河圖會昌符》:“九葉封禪。”[14]
《河圖》:“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15]
《河圖》:“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16]
《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聖明,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17]
《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18]
《孝經鉤命決》:“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19]
總括以上“赤九”讖文,“九世”有兩大功績,一個即為封禪泰山,一個是推行德政。而這兩點恰恰都是劉邦所不具備的。劉邦未曾舉行封禪,此固為事實;至於言其行德政,遵行五帝之道、周孔規矩,同樣頗為牽強,而且西漢士人也沒有類似的議論。還有一點頗值得注意。《河圖會昌符》中兩條讖文,一曰:“赤帝九世,……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另一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奸偽不萌。”兩者都非典型的陳述之辭,反而應該歸為期許之語。所謂讖者,旨在“預決吉凶”,論理當用斷語,這兩條讖文卻充滿期許的意味,其中必有蹊蹺。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期許都是針對未來的。讖緯興於成、哀,而此時漢高祖的行跡已是定局,故讖語中的“九世”,指的顯然並非劉邦。
“赤九會昌”之“會昌”亦即“會命岱宗”,重在言“九世”有封禪泰山之舉。從西漢士人的觀念來看,封禪乃“功成以告天”之舉,是國家昌盛的顯著表征。讖文言赤九“會昌”,必舉“封禪”與“德政”,思想觀念上的根源,就是在此。至於陳蘇鎮認為“會昌”是遇到“昌光出軫”之瑞的意思,[20]其說並不恰當。陳先生有此說,是因為他注意到了《河圖》載有一語曰:“劉受紀,昌光出軫,五星聚井。”[21]此讖語所言為劉邦不誤,但它與“赤九會昌”關係不大。《河圖會昌符》言:“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劉邦雖有“昌光出軫”的天象,但他並未“巡岱”,所以“九世”不是指他,“會昌”自然與“昌光出軫”無關。
那麼,“赤九”讖造於何時,出自何人之手,其所謂“九世”又具體何指呢?
《漢書?李尋傳》載: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亦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複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蕩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22]
這段史料頗為關鍵,是我們了解“赤九”讖的撰造者及其撰造宗旨的重要依據。昭帝時,眭弘言“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23]所言為禪讓,而未嚐言漢再受命。西漢言“漢家有再受命”之象者,實際上是從齊人甘忠可開始的。從夏賀良言“漢曆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來看,甘忠可所謂的“再受命”,針對的不是別人,而應該就是漢成帝。“赤精子之讖”其實旨在勸說漢成帝來完成“更受命”之事。
《河圖》《雒書》中凡言“九世”封禪者有三十六條之多,而“封禪”恰恰表征著受命於天。《管子?封禪篇》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甫者,皆受命然後得封禪。”[24]《初學記》引《河圖真紀》:“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奉度,繼興崇初也。”[25]都說明“封禪”是“受命”的象征,甚至可以說,“封禪”即“受命”。“九世”是“赤劉之後”,他如封禪,當然不屬於“易姓受命”,而無疑是“再受命”了。可見,《河圖》《雒書》中的“九世會昌”“九世”封禪之類的讖語,實質上就是所謂“漢家再受命”的另一種表述,其與“赤精子之讖”基本是一回事。
再者,從西漢朝廷對漢家宗廟世次的排序來看,成帝恰為“九世”。《漢書?翼奉傳》載,元帝之時,翼奉上書曰:“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26]所謂“八世”蓋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與元帝,由於呂後也曾稱製,故言“九主”。按此序列,元帝既為“八世”,成帝自然就是“九世”。《漢書?穀永傳》載,穀永於元延元年(前12)上書成帝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27]所謂“陽數之標季”,意指“陽九之末季”。[28]故穀永言成帝“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是指成帝乃確鑿無疑的“九世”。臣子章奏,性質不同於私家著述,故這反映的應該是西漢朝廷所認可的宗廟排序。
這裏麵的關鍵在於西漢人言“世”,皆以帝位傳承論,而不牽涉輩分次序。董仲舒《春秋繁露》言:“《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29]《春秋》為魯國史,記載魯國十二公之事,其中隱公與桓公為兄弟,閔公與僖公為兄弟,昭公與定公亦兄弟,皆各自分別計為一世。司馬遷《史記?三代世表》,皆以“一王計一世”,如商湯至商紂間有二十九王即計二十九世,而這些王之間,不少為兄終弟及。《大戴禮記?保傅》:“殷為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30]此亦以一王計一世,而不論其輩序。元帝時,丞相匡衡向被毀之廟禱告謝罪,告謝文中有言:“皇帝願複修承祀,臣衡等鹹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後、孝昭太後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31]顯然,告謝文對諸廟的排序有個基本原則:先言帝統,其後才能言輩次。平帝元始中,王莽將“帝統優先”的原則表達的更為明確:“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32]正是在以“帝統”為經為綱的觀念下,王莽才會在孺子嬰時言“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33]孺子嬰為宣帝玄孫,乃哀帝與平帝的子侄輩,若以輩次論,哀、平同為十代,他隻能為十一代。隻有以“帝統”論,才能言此時“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而更始之時,公孫述認為漢命已絕,所持理由為:“孔子作《春秋》,為赤製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曆數盡也。”[34]此所謂“十二世”,不數孺子嬰而計呂後,實際上是將帝統為經為綱的原則貫徹地更為究竟。總括說來,重視帝統,以帝位傳承言“世”,是西漢士人的共同觀念。正是在這種觀念背景下,西漢朝廷以“成帝”為九世。而造讖者欲蠱惑朝廷,遂以“九世”為言,勸說成帝改製封禪。
既然“赤精子之讖”與“赤九”讖,內容基本相同,主旨完全一致,皆在於勸說成帝封禪改製,那麼,“赤九”讖應該就是“赤精子之讖”的具體版本。至於除“赤九”讖外,“赤精子之讖”還有無別的版本,史乏明征,不易弄清。“赤九”諸讖的撰造者和撰造時間因此也就探明,它們應該出自甘忠可、夏賀良、丁廣世等一批士人之手,編造的時間皆在成帝之時。[35]
二、“赤九”讖出現的曆史背景
一方麵是受戰國變法改製思想的影響,一方麵則由於士人對漢承秦製這個現實的深切不滿,“改製”成為貫穿西漢始終的政治議題。從文帝時賈誼提出改正朔的建議起,到王莽推行全麵的複古改製,種種的改革建議及其措施無不反映了時人對漢家改製的殷切期望。但是,對於如何改、改什麼和改製的目標等問題,西漢士人的看法並非始終一致。以昭宣為界,西漢前後期的改製訴求和內容是有重大差異的。[36]
文帝以至武帝前中期,漢家社會穩定,尤其七國之亂平後,更是政治和洽,海內艾安。時人提倡的改製,主要內容為“改曆、易服色、巡狩、封禪”與“製禮作樂”等數事,其追求的目標不是回複周代古製,而是建立屬於漢家自己的新製度以明漢家法統。
文帝時,賈誼認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遂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製度,定官名,興禮樂”雲雲。與賈誼同時而持類似建議的,還有魯人公孫臣、趙人新垣平等。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37]新垣平以望氣之術見重於文帝,亦“頗言正曆服色事”。數人的建議,都圍繞的是凸顯漢家法統的問題,並未提及古製,這反映的是漢初士人期望與秦製決裂並建立漢家新製的政治訴求。這些訴求曾獲得文帝的支持,他本已命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著手改曆服色事,但因受到新垣平作亂的影響,文帝深感被欺騙,遂對改正朔之事失去興趣。
到武帝即位,《史記?封禪書》載:“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38]反映出此時士人期望建立漢家新製的政治訴求已經很迫切。此時改製的內容,在“改曆、易服色、製禮樂”之外,還添加了“封禪”“巡狩”等。這些新內容與舊有的內容在性質上是一致的,宗旨皆在於明確漢家新“受命而王”的地位。董仲舒《三代改製質文篇》曰:“《春秋》曰:‘王正月。’……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天也。”[39]改曆、易服色、製禮樂等,都是要表明漢家是“受命於天”,而非“繼人”。既然不是“繼人”,其所製禮樂當屬新製,而非古製。董氏認為孔子作《春秋》是製一代之法,屬於“新王”之事。其所謂“新王”實際上也就是指漢家。其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製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40]這些內容無疑應該歸為損益而得之新製。
《漢書?律曆誌》雲:
至武帝元封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禦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製不相複。……臣愚以為三統之製,後聖複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製,為萬世則!”[41]
兒寬等人之“創業變改,製不相複”一語,與李斯所謂“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雲雲,在思想上是頗為相近的。更有意思的是,李斯認為秦始皇創立的新製,是亙古所未有的行為,能“建萬世之功”;而兒寬等人亦將漢武帝改曆視作定“萬世則”的創舉。這表明時人試圖建立的是漢家自己的新製,而且他們對這一新製的效用充滿期待。在這種思想背景下,漢武帝於元封元年(前110)封禪泰山,於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宣布改製。《史記?封禪書》曰:“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為太初元年。”[42]《漢書》又言有“協音律”的內容。施行封禪、改正朔、易服色等措施,既標誌著漢家正式“受命於天”,也標誌著漢家新製開始確立。其所改曆名《太初曆》,年號名“太初”,亦明確地透露出新製開啟新紀元的意思。近來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啟用年號紀年恰好是自太初元年始。[43]其說頗有理據。這就更能反映時人對漢家新製的重視和期許。
西漢的鼎盛在武帝之時,而衰相也出現於武帝之時。由於武帝長年外事征戰,內改製度,到了晚年弄得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社會危機重重,以至於他不得不下罪己詔。[44]到昭帝之時,睢弘乃有“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的言論。此論雖起於當時的陰陽災異學說,不過,由於這種學說一般是稽之術數而揆之人事的,故它實質上是漢家統治危機的反映。漢家的統治危機因宣帝的中興而有所緩解,有所改觀。但自元帝以降,社會又重新陷入各種危機,而且每況愈下。京房曾於召對時問元帝曰:“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元帝答曰:“亦亂極耳。尚何道!”[45]到成帝時,穀永上書指出其時為“三難異科,雜焉同會”,縱使成帝“隆德積善”,猶“懼不克濟”。正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改製又成為士人的普遍意願。但此時的改製,其主要目的已非明法統,而為救衰亂。至於改製的內容,占據主流的觀點已變為複古而非立新。[46]
元帝為太子之時,已頗推重古製。他曾建議宣帝“宜用儒生”,宣帝嚴厲批評道:“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47]這個事件可以視為西漢改製內容即將發生重大變化的標誌。元帝即位以後,“複古更化”幾乎成為有識之士共同認可的改革方案。如《蕭望之傳》載,蕭望之、周堪、劉向及金敞等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製”。[48]又如,貢禹對元帝之言曰:“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49]又說:“承衰救亂,矯複古化,在於陛下。”[50]“承衰救亂,矯複古化”八字,準確地概括了西漢後期改製思想的形成背景、目的和內容。元帝時期的宗廟製度改革,成、哀時期的官製改革和郊祀製度改革,平帝時王莽推行的複古改製,都是在這種思潮推動下產生的。
不過,西漢後期,士人雖然都期望改革以救衰亂,但並不是說此時僅有“複古”這一劑藥方而已。在“複古更化”的策略之外,還有另一種改製路徑也頗有影響,那就是甘忠可、夏賀良等士人的漢家“更受命”。這兩種不同的改製策略之間有交鋒,有衝突,更曾引起激烈的政治鬥爭。
甘忠可等人的漢家再受命之策,內容主要為封禪、改曆、易服色、製禮樂等事。關於封禪,《河圖》《雒書》“九世”之讖,言之鑿鑿。關於改曆、易服色,甘忠可言“漢曆中衰”,又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曆名“天官”,這顯然是為漢另造新曆。再據《河圖括地象》“有漢世禮樂文雅出”之語,則“製禮樂”也屬於其改製內容之一。凡此種種,顯然皆旨在確立漢家重新“受命於天”的法統。可以看出,甘忠可等人提出的改製,承襲的正是西漢前期的策略,其改製方針與漢武改製基本一致。不過,漢武改製,是在天下艾安的背景之下,所以有“封禪以告太平”“太平乃製禮樂”之意,而甘忠可等人卻是用封禪、改曆等辦法來拯救漢家衰敝,並且期望通過新製來重致太平。《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51]這兩條讖文是以神示的方式言明“赤九”改製所能產生的效果:“赤九”的後世又重新成為太平之世。
甘忠可等人造“赤精子之讖”,目的即在於勸說成帝采用他們的改製策略。這裏有個問題頗值得注意,這些讖語何以在成帝時出現?或者說,“再受命”何以要在“九世”之時,何以一定是成帝?這背後既有漢代術數理論上的考慮,更有現實的原因。甘忠可等人是明於陰陽災異學說之人,穀永所言成帝“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他們肯定是清楚的,其“漢曆中衰”就反映了同樣的意思。這表明從災異學說來看,成帝是個關鍵的節點,若無建樹漢家即不可拯救。故甘忠可從陰陽災異理論出發祭出“更受命”的辦法來改製,為此還造出“天地扶九,崇經之常”的讖語來堅定成帝改製的信心。而從現實的層麵講,元帝時起漢家重陷統治危機,成帝承此亂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士人此時並未對漢家徹底喪失信心,漢家統治猶有轉圜的餘地。也就是說,成帝之世正處於必改而且可改的時期,而過了這個機會,怕是想改也於事無補。成帝時期的士人對這個時局應該是有所認識的。曆史後來的發展恰恰也說明了這點,哀、平改製的力度不可謂不大,但都救不回士人對漢家統治的信心,最後隻能以“堯舜”禪讓的方式宣告結束。由此可見,不論稽之術數,還是揆之人事,“更受命”以改製者都隻能是漢成帝。
三、“更受命”說與西漢後期政治
甘忠可等人在成帝時為漢家“更受命”所造的種種蠱惑輿論,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他們一上來就遭到了“複古改製”派的嚴厲打擊。前引《李尋傳》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劉向雖然也言災異,但他在政治上重視古製德政,學術上推崇六經,故不論是甘忠可等人所持的“更受命”以救衰敝的改製方式,還是其借用鬼神之說以達蠱惑效果的作法,都無疑會引起他強烈的反對。反對的結果,就是甘忠可等人或死,或遭懲處。這是“更受命”派與“複古改製”派的第一次交鋒,甫一交手,“更受命”就敗下陣來。甘忠可等人期望成帝封禪、改曆、易服色的政治主張自然也就落空了。
論理,既然“更受命”說著眼點主要在成帝之世,成帝既死,此說就應該告一段落。但由於哀帝之時,漢家統治危機更重,情況更甚於成帝,麵對如此困局,有些士人對“更受命”說開始抱有一絲僥幸。故有司隸校尉解光奏甘忠可書,黃門侍郎、騎都尉李尋薦夏賀良諸人等事。這些舉動依舊引起了“複古改製”派的反對,代表人物就是劉歆。不過,這一次“更受命”派獲得了機會,爭取到哀帝暫時的信任。夏賀良等“待詔黃門,數召見”,勸說哀帝“宜急改元易號”。這裏需要補充的是,夏賀良等人肯定清楚“赤精子之讖”針對的是成帝,或者說他應該明白漢家已經錯過了它最佳的改製時間,但他依舊繼續提“改元易號”之策,抱有的可能是“冀其猶可為”的心態,“宜急”二字恰恰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映。而另一方麵,哀帝懷著“幾其有益”的態度,聽從了夏賀良的建議,在建平二年(前5)六月甲子日正式宣布改元易號:
於是詔製丞相禦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曆定紀,數如甲子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曆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52]
哀帝的此次“改元易號”,不能視為普通意義上的改元,其背後是有“改正朔”之意的。其言“受天之元命”,又特地選擇“甲子日”改年號為“太初元將”,用“太初”二字,都可反映出其與漢武帝改元太初在意義上的相似性。改元之外,還變革名號,變改漏刻度數,更足以說明這是用另立新製來表征“更受命”。
除這些舉措外,史載,後月餘,“夏賀良等複欲妄變政事”,表明夏賀良等人已經著手陸續推行一係列新製,後來哀帝所言“問賀良等,對當複改製度”雲雲,也說明此點。這些新製主張立刻遭到“複古改製”派的大力反對:“大臣爭以為不可許”。夏賀良等為推行新製,遂以“大臣皆不知天命”為由,建議哀帝“退丞相禦史,以解光、李尋輔政”。[53]這無疑是“更受命”派嚴厲打擊“複古改製”派大臣並試圖取代他們而全麵執政的行動。
建平二年的七月,實際上是“複古改製”派與“更受命”派之間展開激烈鬥爭的時期。這個政治鬥爭既是路線鬥爭,又是人事鬥爭,屬於你死我活的性質,難以調停。結果如何,關鍵要看哀帝。而哀帝的心態此時已經發生很大變化。哀帝對夏賀良等人的“更受命”之策,本來隻是存“幾其有益”的態度,以僥幸之心期望其能改變自己的病況和漢家的亂局。沒料到自己的病不但未見轉好,反而又感受到了大批“複古改製”派大臣的巨大壓力,可謂是亂上添亂。在這種情形下,他徹底放棄了“更受命”派的路線,並下令嚴懲夏賀良等人,以向“複古改製”派士人交待。建平二年八月,哀帝下詔曰:
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複改製度,皆背經誼,違聖製,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奸態當窮竟。[54]
哀帝不僅完全廢棄了建平二年六月的改革措施,同時還通過罪己的方式,全麵肯定了“古製”和“經典”無可辯駁的權威性。“改製”隻能是“複古”,這一路線獲得全麵勝利,自此再無其他理論上的對手。
正如許多學者曾指出的,“複古改製”無疑是西漢後期改製運動的主要思潮。但這種思潮並非一家獨大,唯我獨尊。它也遭遇過其他理論的挑戰,政治上踫到過波折,路線上出現過反複。不過,最後還是以它勝利而告終。而它的勝利恰恰表明,惟有“複古改製”才能代表西漢後期的時代思潮,惟有迎合這個思潮才能獲得士人的普遍認同。新莽的“奉天法古”,正是這一時代思潮的產物。至於“更受命”以立新製的主張,由於它不能反映時代思潮,所以不能在成、哀時期發揮作用,為漢家統治提供幫助。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赤精子之讖”的影響並未因夏賀良等人的死而就此停止。相反,應該說,它的蠱惑效果實際上才真正開始發揮。隻是這些影響已非撰造者的初衷。它是建立在歪曲撰造者原意的基礎上的,是有人出於特定目的對其加以巧妙利用而產生的。
第一個利用者就是王莽。王莽為證明自己應當稱假皇帝以應天命,於居攝三年(8)十一月甲子上書元後說:
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厄,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托,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台。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後、孝平皇後,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55]
王莽的這個改元易稱,打的是甘忠可、夏賀良的旗號,利用的正是甘忠可等人所造的讖語。不過,他是以斷章取義和李代桃僵的方式來利用此讖的。他不言“漢家”,而隻言“更受命”,進而又將受命之人變為自己,藉以為自己篡漢的行為提供合法性。這可以視為利用“赤九”讖的序曲,而真正的大戲即將上演。
四、“赤九”讖與光武帝
西漢後期的“複古改製”思潮雖然最終導致了新莽的奉天法古,[56]可吊詭的是,新莽於十餘年間推行的種種複古舉措,不僅未能澄清亂局,實現士人所期望的太平盛世,反而內添民亂,外構邊患,其亂更甚於漢。新莽亂象引發的是士民對前朝政權的留戀,也即史家所說的“人心思漢”。[57]大眾既存這種心態,早在哀帝之時就已流傳的“赤九”讖及其餘“赤精子之讖”無疑具有了傳播土壤,開始發揮巨大的蠱惑效果。地皇年間所謂的“漢家當複興”“劉氏複興”等讖語,其所本很有可能就是“赤精子之讖”。而莽漢之際,各個農民政權欲立旗幟,必先擁立劉氏皇族,[58]背後同樣有“赤精子之讖”的影響。更始三年(25),平陵人方望見更始政亂,欲另樹旗號,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安定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嚐為漢主。今皆雲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59]從“今皆雲劉氏真人,當更受命”一語,即可知“赤精子之讖”在莽漢之際的威力。
莽漢之際出現的“漢家當複興”“劉氏複興”等讖語,雖然也傳遞了“赤精子之讖”的部分內容,但它難以取代“赤精子之讖”,尤其是“赤九”讖。這一方麵是因為“赤精子之讖”流傳已久,深入人心,更具蠱惑性。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赤九”讖它還具有明確的指向性。“漢家當複興”“劉氏複興”等讖僅能表明天命在劉,而“赤九”讖不止可賦予劉氏法統,還更進一步指明法統在劉之“九世”。因此,“赤九”讖對於覬覦皇位的劉氏宗室而言,無疑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此讖如能為其所用,在輿論宣傳上,不僅可以幫他排異姓,更可助他斥同姓,頗有益於他達到示天下以天命在己和爭取民心的目的。漢光武要樹立東漢政權的合法性,獲取士民歸附,“赤九”讖的利用問題,他肯定是要考慮的。何況更始政權一敗,真定王劉揚就造讖記雲“赤九之後,癭揚為主”,利用“赤九”讖宣稱天命在己,蠱惑民眾。更為重要的是,當蕩平群雄,統一天下後,漢光武還麵臨東漢政權如何接續西漢政權的宗廟統緒這一棘手問題。
漢光武對“赤九”讖的利用完成於建武十九年(43)。《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60]東漢的宗廟製度由此而確立。據蔡邕《獨斷》,這一宗廟製度對兩漢諸帝的世次排序如下:[61]
一世
高祖
二世
文帝
惠帝
三世
景帝
四世
武帝
長沙定王
五世
戾太子
昭帝
舂陵節侯
六世
史皇孫
鬱林太守
七世
宣帝
巨鹿都尉
八世
元帝
南頓令
九世
成帝
定陶共王
中山孝王
光武
十世
哀帝
平帝
明帝
十一世
章帝
這個世次,顯然是根據輩序來排的,而不是據帝位傳承。何以如此排序呢?《獨斷》對其緣由有詳細的說明:
文帝弟雖在三,《禮》“兄弟不相為後”,文帝即高祖子,於惠帝兄弟也,故不為惠帝後,而為第二。宣帝弟次昭帝,史皇孫之子,於昭帝為兄孫,以係祖不得上與父齊,故為七世。光武雖在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父祖,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為九世。故《河圖》曰“赤九世會昌”,謂光武也;“十世以光”,謂孝明也;“十一以興”,謂孝章也。成雖在九,哀雖在十,平雖在十一,不稱次。[62]
所謂“兄弟不相為後”雲雲,不過是托辭罷了。它不但取消了惠帝、成帝、哀帝、平帝諸人的法統地位,而且使得六世之中並無皇帝,顯得頗為滑稽。宋人程大昌就曾指出這種“傅會”“昭昭無理”“豈不可笑哉!”[63]實際上,此宗廟製度的本質意圖在於坐實光武帝為“赤九世”以上繼元帝,從而處理其得帝位晚於成帝(兄弟輩)、哀帝與平帝(子侄輩)的問題,解決東漢政權的宗廟統緒。
尋繹光武所確立的西漢世次順序,可知他對“赤九”讖的利用是通過移花接木的方式實現的。甘忠可等人造“赤九”讖,本是以帝位傳承言“世”,隻言帝統,不言輩次。而他偷換為以輩序言“世”,采取以輩次為經、以帝統為緯的辦法,將“赤九世”坐實為自己。不得不說,這種方式確實巧妙,甚至可以說是精妙。後世之人為其所欺,良有以也。
不過,從真定王劉揚造讖記一事來看,這種巧妙的利用方式似乎並非漢光武的發明。關於真定王劉揚造讖記一事,有幾個疑點頗值得注意。其一,劉揚造讖言的時間為更始初敗之際。其二,劉揚所造讖言為“赤九之後”而天命在己。其三,更始帝乃景帝子長沙定王劉發六世孫,恰為劉邦九世孫;劉揚乃景帝子常山憲王劉舜第七世孫,恰為劉邦十世孫。這恐怕不是巧合。如此看來,劉揚所謂的“赤九”很有可能即是指更始帝,或者說,早在漢光武之前,更始帝可能已經通過移花接木的方式將“赤九世”坐實為自己,用以宣稱天命歸己。如果這一推斷屬實,漢光武之利用“赤九”讖,就不僅是在絕他人之望,同時也是在取消更始政權的合法性以表明統緒在己。
莽漢之際,符命、圖讖等神秘思想盛行,社會各階層都頗為信服。故巧妙利用圖讖,往往能起到蠱惑士民的效果。光武帝正是借助“赤九”讖,解決了東漢政權的合法性問題。“赤九”讖之於東漢政權,作用既如此,則光武帝以讖決嫌疑,宣布圖讖於天下,就是必然的。東漢初期士人以讖緯為內學,也是必然的。而桓譚言“讖之非經”幾招殺身之禍,同樣不是偶然現象。在東漢初年,相信圖讖就是承認東漢政權的合法性,而對圖讖產生懷疑也就意味著對東漢政權的統緒構成挑戰。
更有意思的是,“赤九”讖在東漢初年影響重大,即使光武帝也不得不受其裹挾。這表現在封禪一事之上。《續漢誌?祭祀上》載,建武三十年(54)二月,群臣建言光武帝封禪泰山。光武帝下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桓公欲封禪,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64]至建武三十二年(56),光武帝因夜讀《河圖會昌符》,察其中有“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奸偽不萌”之語,心意稍變,遂詔虎賁中郎將梁鬆等人搜集《河圖》《雒書》中倡言九世封禪的讖文。[65]梁鬆等人上奏,言:“《河》、《雒》讖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傅奏左帷。”[66]見讖書所載如此,光武帝才著手封禪。可見,光武帝本是不願封禪的,他深知封禪是“功成以告天”,群臣建議此時封禪,實乃欺天!但最後即使違背他本願,他也不得不封禪,“赤九”讖起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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