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那個唱黃色歌曲的鄧麗君




追思那個唱黃色歌曲的鄧麗君


1982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怎樣鑒別黃色歌曲》的神書,該書由國內音樂界多名泰鬥級專家合著而成,書中全盤否定港台流行歌曲,斥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靡靡之音,鄧麗君的歌曲基本上都被歸類為黃色歌曲。
然而時過境遷,這本神書基本上在社會上銷聲匿跡,淪為笑柄。而鄧麗君的歌曲卻廣為流傳,被奉為經典,乃至於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鄧麗君的歌聲。今天是鄧麗君逝世20周年紀念日,就讓我們來追思一下那個唱黃色歌曲的鄧麗君吧。
鄧麗君,祖籍中國河北省邯鄲大名縣。1953年1月29日出生於中國台灣省雲林縣,其父是誰國民黨敗退台灣的軍官。幼年時期的鄧麗君就已經表現出了極高的音樂天賦,1964年,年僅11歲的鄧麗君參加中華廣播電台舉辦的黃梅調歌唱比賽,以一曲“訪英台”奪得冠軍。1967年,她推出首張個人專輯《鄧麗君之歌——鳳陽花鼓》,正式開始其演唱生涯。

上世紀60年代,鄧麗君就已經是名滿台灣的小明星了。而彼時大陸的文革正搞得如火如荼,兩岸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所以大陸聽眾在文革後才零星聽到鄧麗君,而那時,她其實已經把事業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鄧麗君在日本共推出8張大碟及12張個人單曲唱片,成為整個亞太地區的明星。
在70年代後期,大陸聽眾聽到鄧麗君的歌聲,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偷聽敵台和翻錄磁帶。在那個年代,基本除了大陸的電台以外,都是“敵台”。而大陸的電台又不播任何的鄧麗君歌曲,所以,收聽鄧麗君=收聽敵台。好在文革之後,收聽敵台已經不是什麼特別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評教育,至多背個處分,與文革時動輒麵臨勞教甚至判刑的風險不可同日而語。可以說,收聽“敵台”的風險降低,是鄧麗君流行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通過翻錄磁帶收聽鄧麗君歌曲,則屬於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權。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海內外交流日漸增多,使鄧麗君等港台音樂磁帶得以通過私人攜帶的方式來到大陸。當時人們還沒有太多版權意識,一盤原版磁帶可能會被翻錄上百次,而每盤翻錄的磁帶又會被聆聽上百次。
鄧麗君之所以在那個年代突然“爆紅”,與其唱腔和歌詞內容密不可分。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幾十年的人們發現,歌曲竟然還能這麼唱?歌詞竟然還能這麼寫?人們禁錮的大腦瞬間被開辟了一片新視野。而由於兩岸聽眾對鄧麗君歌曲欣賞的不同步,使得在台灣經過十年傳播而積澱下的幾十首好歌,在同一時間“砸”向了大陸聽眾,使大家在很短的時間就愛上了這個聲音。

然而那些讓鄧麗君為人喜愛的特點,恰恰成為她被禁的理由。鄧麗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黃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與喇叭褲、蛤蟆鏡等一道成了老師家長眼中會“教壞小孩”的東西。而把鄧麗君歌曲上升到“毒草”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國音協西山會議。

會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來》。在當時,《何日君再來》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無論從黃色還是反動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詞“人生能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從字麵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與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屬於“黃色”這首歌創作於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國之時,“君”指的是國家,或者說指的是國民黨軍隊,“何日君再來”有“何時收複失地”之意。從這個角度講,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又屬於“反動”。這樣一首“又黃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紅又專”的氣氛中被批判了。
與官方對鄧麗君的排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間對於她的熱愛。到了19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水平的增長,雙卡錄音機、短波收音機逐漸普及,收聽鄧麗君歌曲的技術障礙已經不大了。在歌迷們的交流中,大家逐漸知道了諸如收聽澳洲電台能獲得更清晰的信號這樣的小竅門——港台、日本等地的“敵台”或多或少都被大陸進行技術幹擾,而澳大利亞電台則因為遠離政治而沒有受到什麼幹擾。

老百姓通過用腳投票,更確切地說是用收音機、錄音機投票的方式進行了選擇。被官方定性為“黃色歌曲”的鄧式情歌紅遍大江南北。用現在的話講,幾乎所有人都成為了鄧麗君的“腦殘粉”。如今已成為知名樂評人的金兆鈞是那個年代的親曆者,他回憶說:“第一批流行歌手百分之百地摹仿鄧麗君,比如廣州的劉欣如,北京的田震、段品璋、趙莉、王菲……”

不僅如此,鄧麗君還教會了人們可以用嗓音的另一個部位唱歌,即後來所謂的“通俗唱法”。在此之前,中國歌曲隻有美聲和民族兩類唱法。對於民間對鄧麗君“沒頭腦”地熱愛,主流音樂專家顯得很“不高興”。《怎樣鑒別黃色歌曲》一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版的。這是一本合集,收錄的是當時音樂界的主流專家發表在報刊上的關於音樂鑒賞的文章。

書中依舊將矛頭指向了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以下是其中一篇文章的摘錄:“《何日君再來》不是漢奸歌曲,但它是首黃色歌曲;不是一首愛情歌曲,而是一首調情歌曲;不是藝術歌曲,而是商業歌曲,是有錢的舞客和賣笑的舞女的關係,是舞場中舞女勸客人喝酒時唱的。……這是對血淚現實的掩蓋,是對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生活的歌頌,是以醉生夢死的態度來對待現實。……現在還喜歡《何日君再來》的同誌要認真想一下:是‘好花不常開’,還是應該用我們雙手去創造永不凋謝的花朵。”
與很多被主流專家看扁的藝術作品一樣,鄧麗君歌曲終究還是成了人民大眾心中的最愛。1985年2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題為《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的新聞報道。這篇報道是當時《中國青年報》文化藝術專欄記者關鍵撰寫的新聞,是中國大陸新聞界對鄧麗君的第一次正式的新聞采訪報道。至此,鄧麗君在大陸被非官方地解禁了,收聽她的歌曲不再是一件可能會“學壞”的事。

當大陸聽眾可以光明正大地聆聽鄧麗君之時,她本人其實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1980年代後期,鄧麗君的工作重心逐漸轉移到英國和法國,除參與慈善演出外,甚少於公眾場合露麵。而在民間,鄧麗君的熱度並未消減。有關鄧麗君的書籍、唱片、磁帶,在此期間陸續出版。中國唱片總公司還整套引進出版了鄧麗君歌曲磁帶。
這個時期的鄧麗君歌曲,從民間的角度看是解禁了,市麵上可以買到她的磁帶、錄像帶、宣傳畫等產品了;而從官方的角度,鄧麗君還是禁區。在她的有生之年,中央電視台從未正麵報道過她。“官冷民熱”的態勢依舊持續著。

中央電視台首次報道鄧麗君,內容是她的死訊。1995年5月9日,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在常規新聞裏報道了“台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昨日在泰國清邁病逝”這一消息,並播放了多段鄧麗君生前演唱活動的電視畫麵。這是大陸最高級別的新聞媒介第一次對鄧麗君的相關消息進行報道。央視的正麵報道,也為鄧麗君的官方解禁鋪平了道路,此後除了極個別政治性太強的歌,鄧麗君在大陸基本不再是禁區。可惜這一切,她本人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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