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 | 他是安丘人,又是建國後青島任職最長的副市長一直幹到9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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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公製青年時期的張公製左一與哥哥張介湘、張介垣



  青島曆史上有位90歲的副市長,從1950年到1966年,總共任職17年,他叫張公製,出生於書香門第,一生經曆了清朝覆滅、軍閥混戰、民國政府和新中國成立,始終保持著一身凜然正氣。清末,他是山東谘議局議員,是主持正義的“魯東六君子”之一;袁世凱複辟時,他公然登報與其劃清界限;日偽統治時期,為了不被脅迫,他曾每天攜帶安眠藥,準備隨時殉國;解放後,他以73歲高齡出任青島市副市長,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去世前,他委托家人把祖傳書畫全部捐給國家。本期《發現青島》,讓我們一起走進張公製的傳奇一生。

  看了《天演論》對科舉淡漠

  在安丘城裏張家,“一門三進士”是遠近聞名的美譽,說的是張公製兄弟三人都考中了進士,實際上張公製出生於1876年(光緒二年),26歲那年中了舉人,三年後科舉製度就廢除了,所以他沒有成為真的進士。如果你以為張家是從張公製兄弟這一輩才出的名,那就錯了,早在明末清初,安丘張家就出了一位與著名經學大師顧炎武齊名的大學者張貞。張貞飽讀詩書,學富五車,才高八鬥,是一位造詣很高的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在當時有“南顧北張”之譽。張貞南遊吳越,喜歡結交天下名人,與當時的揚州八怪之一、書畫家高鳳翰以及小說《聊齋誌異》作者蒲鬆齡都有不錯的交情。後來他的兒子張在辛在父親熏陶下也成為一代篆刻大家。張公製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書香門第,作為嫡係後人,張公製兄弟三人都繼承了先輩遺風。

  張公製的族孫張柱曾在《緬懷公製公》一文中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早年張公製中舉後得意洋洋地回家,一進門看見庭院落滿了紅棗,就順手撿起一個吃起來,正巧被他母親看見了。老夫人早得“報馬”(騎馬報告消息的人)的喜訊,一般人覺得老人會理解兒子金榜題名的喜悅心情。然而這位勤儉持家、嚴格教育子女的老人卻嚴厲地說:“這棗你爺爺還沒吃,你怎麼先吃?”看來兄弟三人都能科舉成名,與張家嚴格的家教是分不開的。張公製很孝敬老人,後來他沒有東渡日本,就是因為長兄在京、次兄在浙,母親不願他再離開,留學計劃隻有擱淺。

  “父親雖為科舉出身,但思想一點也不保守,非常樂於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張公製的次子張侃先生今年已是89歲高齡,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是個開明的人。1902年,張公製鄉試考中後,到濟南赴“鹿鳴宴”,偶然在一家書店看到嚴複翻譯的《天演論》,看過之後耳目一新,繼而又獲讀了《新民叢報》,這是他第一次接觸“新思想”,此後新思想萌芽就在張公製心裏慢慢長大,以至於他“對於科舉也漸漸淡漠了”。張公製曾在回憶錄中提到他沒有去考進士的原因:“由於八國聯軍的影響,會試改在河南開封舉行,我曾去過,但是後來在北京舉行的舉貢會考,我卻沒有參加,這和我的思想變化有一定的關係。”

  差一點就加入同盟會

  1905年起,張公製在安丘擔任勸學所總董,主持全縣的教育事務,從1906年到1909年,安丘全縣開辦了多所學堂,他還主持開辦了安丘縣立中學,成為安丘中等教育的開端。1909年,山東省谘議局議員選舉,張公製當選,當年9月便去濟南上任了。

  在家鄉辦學期間,張公製經常與同盟會革命黨人往來,同盟會山東省負責人徐萃庵也曾致信給他,動員他參加同盟會,那時他也認為同盟會是正義的,表示願意加入。他在《張公製自傳》中這樣寫道:“1909年,我當選谘議局議員,到濟南與徐萃庵見麵,約好定期履行加入同盟會手續,谘議局開會時青州發生大搶劫案,牽連青州中學和蠶桑學堂學生多人。我當時認為革命是正義的,但不應有搶劫行為,因而未加入同盟會。”對於同盟會搶劫銀號作活動經費的舉措,張公製不能接受,雖沒有加入但他還是一直與同盟會成員保持來往。

  1910年春,萊陽縣遭受連年幹旱,鄉下鬧糧荒。縣吏不但不體恤民情,還橫征暴斂欺壓百姓。農民求生不得,就在曲士文的領導下紛紛抗捐、抗稅。山東巡撫孫寶琦派兵鎮壓,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燒毀房屋上萬間,殺害農民2000餘人,逼迫婦女投井溺河者3000人以上,造成了震驚全國的萊陽大慘案。孫寶琦為了開脫罪責,就將這件案子交給谘議局調查。對此事件的看法谘議局內部分成兩派,以議長楊毓泗為首的一派支持官府,汙蔑農民曲士文為“莠民造反”、“反清抗捐”,主張鎮壓。張公製、丁佛言等人則主持正義,指責縣吏不義,三年大旱後百姓是被迫抗捐抗稅,實為官逼民反。雙方針鋒相對,展開了激烈爭辯,但谘議局總歸是向著官府說話的,張公製不願與“官府派”同流合汙,與丁佛言、王景堯、周建龍、尚屏臣、曲荔齋一起辭職退出了谘議局,被當時的社會進步輿論讚為“魯東六君子”。

  登報反對袁世凱稱帝

  回到家鄉安丘後,張公製擔任了安丘縣團練的團總,期間仍然支持著同盟會的革命活動。1911年辛亥革命後,他協助革命黨人王長慶策劃諸城起義,並與安丘官紳商定,助以巨款。1912年,在丁佛言的介紹下,張公製加入了共和黨。1913年春,山東省議會成立,張公製因德高望重當選為議長。當時的議會處境艱難,外要對抗軍閥統治,內部更是共和、國民兩黨敵對,議長的工作一點都不好做,但張公製卻本著主持正義的原則,維持著議會工作正常進行。張公製後又任山東省第二屆議會副議長兼育英中學校長、山東省第三屆議會議員、政治團體“誠社”社長,並同王景堯等人主辦《大東日報》,是山東最早的重要報紙之一,日發行量能達到一萬份。該報還出版“勞動周刊”,同情工人運動。

  1915年8月,袁世凱做起了皇帝夢,他組織“籌安會”,利用一批反動文人為其搖旗呐喊,時稱“勸進派”。時任國會眾議院議員的艾慶鏞回山東鼓動“勸進”,說:“周自齊在北京已給張公製和王采廷列名加入"勸進"了。”張公製聽後非常氣憤,第二天就和王采廷在《大東日報》上登出啟事,否認加入“勸進派”,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

  隨後,張公製又利用自己在議會的影響,力主正義,彈劾了山東督軍張樹元吃空餉等貪贓枉法行為,迫使北京政府撤換了張樹元。1919年末,田中玉接替張樹元督魯,田企圖將議會變成他的禦用工具。他向議會提出,裁軍一半並增加田賦,但張公製認為這樣做是給全省百姓增加了沉重負擔,於是組織議會進行深入調查,發現裁軍經費充足根本無需增加。雖然此後田中玉幾次來議會疏通,但增加田賦的要求始終未能通過。田中玉因此懷恨在心,在組織第三屆議會時,他暗中操縱選舉,並多次派軍警搗毀會場,以至於拖延了一年多才選出當屆的議長、副議長。

  1925年5月,張宗昌任山東省軍務督辦兼省主席,勢頭比起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看透了軍閥統治者本質的張公製,辭職回到家鄉養病,從此歸隱,不問政事。30多年後,張公製追憶自己10多年的議會生涯,慨歎不已,賦詩一首:

  分道揚鑣忽合流,索塗陷淖不能休。

  分明鳥做籠中鬥,仿佛魚緣木上求。

  雲霧撥開葵向日,風霜閱盡菊淩秋。

  偽民黨與假文化,贏得區區一報頭。

  身藏安眠藥隨時準備殉國

  辭職回鄉後,張公製在安丘休養了三年,於1928年舉家遷往青島。沒有了官職不像在濟南那樣忙碌,與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也多了起來。據張侃先生回憶,父親平常生活很有規律,清晨很早起床,晚上十點準時就寢,平日裏最大的愛好就是種花。“父親隻種菊花和蘭花,因為菊花傲霜,蘭花高潔。”張侃說,剛到青島時一家人住在寧波路2號,那時候家裏有個院子,院子裏種了幾十盆菊花和蘭花,每天早飯後張公製都要到院子裏打理一番。“每當菊花盛開的時候就是他最高興的時候,此外他還常說,這幾十盆花搬來搬去還可以鍛煉一下身體。”張侃告訴記者,父親不僅對這些花悉心照料,還曾給每一盆花都取了一個名字,如“朱盤托翠”、“大蓮瓣”、“碧玉簪”等。

  除了種花之外張公製的嗜好不多,既不喝酒也不打牌,戲院、電影院更是從來不去。隻有春節前後那七八天,他會在晚上跟妻兒們一起打天九牌,但是年一過完這種遊戲馬上就從一家人的生活中消失了,每天晚上一家人的娛樂就又變成父親給孩子們講解唐詩、古文。1935年,張公製結識了梁漱溟並很快成為好友,他非常欣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打算效仿,在安丘試辦鄉農學校。先後三次去鄒平縣的鄉村建設研究院參觀後,張公製於1937年春邀請鄒平縣派人到安丘指導,在全縣6個區內建起了6所鄉農學校。

  這種養養花、辦辦學的清閑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抗日戰爭爆發後,張公製不願住在日軍管轄下的青島,於是遷回安丘老家。張公製一回到老家,國民黨第八區專員厲文禮就找上門來,一再邀請他擔任顧問,被他婉言謝絕。1938年,安丘城被日軍占領,張公製為了脫身,明裏宣稱要去上海治病,實則暗中繞道回了青島。雖然為隱藏身份,報戶口時用的是夫人的名字,但沒多久偽市長趙琪還是發現了張公製住在青島。他先是派人去請張公製出山,後又親自拜訪商談,都被張公製以舊病複發、想去外地治病等理由婉言拒絕了。日本統治青島時期,國民黨政府也曾三次派人登門請他去國民黨統治區任職,同樣是無功而返。

  據張公製的長子張健回憶,父親曾對他說,在上世紀40年代初確實有被日偽裹脅的危險,但是他絕不做危害國家民族的事,也不給敵人嚴刑拷打他的機會,所以隨身都帶一瓶安眠藥,做好隨時殉國的準備。



延伸閱讀


張公製與“鳥籠子”

 


    說起濟南大明湖南岸的“鳥籠子”,老濟南人都不陌生。這座圓形傘頂建築光緒三十四年(
1908)開始動工修建,翌年9月落成,耗銀三萬多兩,有房屋一百四十餘間,會議中心可容納五百餘人。它是清廷推行“新政”,預備實行君主立憲的產物。在此之前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通諭各省設立谘議局,諭稱:“前經降旨於京師設立資政院以樹議院基礎,但各省亦應有采取議論之所,俾其指陳通省利弊,籌計地方治安,並為資政院儲材之階。著各省督撫均在省會速設谘議局慎選公正明達官紳創辦其事,即由各屬合格紳民公舉賢能作為議員”。在清末,“鳥籠子”是山東省谘議局;民國時,又變身省議會大廈。其中的風雲人物,當屬一直任議員,並曾任議長的民主人士先驅張公製先生。



    張公製是清末山東谘議局“魯東六君子”之一,名介禮,以字行,清初安丘名士張卯君後裔,兩兄是晚清進士,他是舉人。宣統元年當選山東省谘議局議員,並且選為候補常駐議員。是年秋,山東省谘議局正式成立,全省各地按府、州推選出
103名議員。這些議員絕大部分是有功名的官紳,除一人按照財產資格,五人以辦地方公益的身份被選中外,其餘全是科舉出身。接著,議員互選,又選出20名常駐議員和8名候補常駐議員,並選舉楊毓泗為議長,於普源、王景禧為副議長。其實,所謂“立憲”、“谘議”不過是幌子,谘議局的議員都是由地方官紳包辦,所議事項必須由巡撫批準,而且巡撫有權監督,並可奏請皇帝將谘議局解散。盡管如此,作為議院基礎的谘議局在財稅、法典等方麵具有一定的立法權和監督權,對獨裁專製仍有一定製約作用。這座在貢院舊址建起的山東省谘議局坐北朝南,樓下北麵正中設主席台,樓高三層,座席是木製連椅。圓形建築象征精神地位的崇高和神聖,如希臘的萬神廟和中國的天壇。然而,議員們在“鳥籠子”裏爭吵、叫罵,嘰嘰喳喳,頗似一群飽食的鳥兒,似乎使這座建築失卻設計者的本意。其實,七說八道,嘰嘰喳喳,是民意代言機關的本意。如隻是一種聲音,反倒奇怪。至於能不能代表民意,或是代表多少民意,那是另外的話題。“鳥籠子”裏也有尖銳政治鬥爭,宣統二年(1910)這裏發生過一起“魯東六君子”事件。事件的起因是“萊陽曲士文起義案”。自清廷實行新政以來,山東萊陽成為重災省份重災區,苛捐雜稅層出不窮,人民負擔“驟增至數十倍”,偏又遇春荒,農民“缺食者十之八九”。該縣縣令奎保與於讚揚、王景嶽、葛桂星、王圻、張相謨等官紳互相勾結,敲詐勒索。宣統二年(1910),農民曲士文等被逼起義,數日之內幾成數萬大軍。曲士文興師檄文直陳官紳“假新法之名,增強賦稅,不務實際,行苛政,陰險慘毒”,要求“討還積穀,抵納捐稅”。山東巡撫孫寶琦委谘議局、提學司派員幾次赴萊調查。同年十月,山東谘議局開會討論此事。巡撫孫寶琦亦到會。此前,撫署已頒發上諭,主要內容是說曲士文罪無可逭,激變之官紳亦須懲辦,並已將縣令奎保撤職。時谘議局內有兩個派係:右翼議員六十二名,多為魯西七府(濟東泰武曹兗沂)人士,稱“六二黨”,領頭人為谘議局秘書長張漢章和彭占元;左翼議員人數較少,大多來自魯東三府(登萊青),人目為“清流”,登州府丁世嶧(字佛言)、青州府張介禮(字公製)為首領。“東三府多主張急進,西七府多主張保守”(1910930日《民主報》)。丁、張等認為是官逼民反,力主懲辦萊陽劣紳,與“六二黨”包庇之謀抵牾。青州府議員王誌勳屬清流派,他先報告調查萊陽事,作客觀敘述。次日,登州府議員孫丕承報告,則極力演說曲士文煽惑之事,說:“紳士素望固劣,然謂之激變則冤。”這個孫丕承甚有醜名,他賣了80畝地,請選民吃打鹵麵,好歹拉夠票數,當上議員,被戲稱為“打鹵麵議員”。此公能言善辯,社交廣泛,深得議長楊毓泗信任,可隨便拆閱谘議局中文件,又得綽號“二秘書長”。張公製等謂尊奉上諭,懲辦官紳。孫丕承起而反對。張公製說:“孫係會議廳人員,議員資格消滅,無發言權。”孫又謂:“官紳之罪無證據。”丁世嶧一一指陳,慷慨激昂。爭論間,議長楊毓泗忽聲色異常,怒曰:“主張懲辦官紳,自是曲黨”丁世嶧起立而言:“曲黨共有幾人?”於是,張公製、王誌勳、周樹標、尚慶翰等皆起立,五人隨之遞交辭呈。後登州府議員曲卓新亦加入,便有“魯東六君子”之名傳出。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革命黨人在“鳥籠子”召開大會,宣布山東獨立,取消谘議局,成立山東全省各界聯合總會,作為全省立法和監督行政的最高機關。夏溥齋任會長,於普源、範之傑任副會長,丁世嶧任秘書長。山東東、西兩派的首領張公製(代表東府)和王朝俊(代表西府)都沒有參加,因為兩人當時不在濟南。張公製辭去議員職務後,返回安丘原籍。1912年,他才回到濟南,與丁世嶧組織共和黨(後改進步黨)山東支部,任部長。

張公製是民國前期山東省議會的領袖人物。北洋政權山東省議會自1913年成立,至1928年結束,共經曆三屆,這三屆張公製都當選議員。北洋軍閥政權山東省議會議員,是采取間接選舉的方法產生的,即先由選民選出初選當選人,再由初選當選人選舉省議員。選民資格,以財產和封建科舉為標準。除了清朝的廩生、附生、秀才、舉人、進士等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外,必須有不動產或動產500元以上者才有選舉權,有不動產或動產5000元以上者才有被選舉權。第一屆議會議員名額為132人,其中,共和黨占70名,國民黨占62名。本屆議會選舉張公製為議長,王寀廷、孔祥柯為副議長,三位均係共和黨人。在共和黨內,原提名的議長候選人是安鵬東,副議長是張公製和孔祥柯。因當時王寀廷堅決反對安鵬東當議長,並率濟南區議員數人以退出相威脅,黨內才改張為議長,王、孔為副議長,安則出任國會議員,問題方告解決。

191512月,袁世凱稱帝,山東帝製派人物聲明擁戴,竟將張公製名字列入。他發覺後,立即登報發表啟事,予以否認。

第二屆議會於19189月召開成立大會,鄭欽為議長,王朝俊(別號鴻一)、張公製為副議長。此屆選舉議長,爭奪異常激烈。張公製(代表進步黨)、王朝俊(代表國民黨)兩方勢均力敵,爭持不下。這時,早就想操縱省議會作手中工具的山東督軍張樹元乘隙而入,他先借自己心腹,濟南道尹張仁濤之手,暗中偷換選票,使得票最多的王寀廷落選;又利用武定府同鄉關係,組成12個議員的“武定團”,從中推鄭欽為議長,而讓王朝俊、張公製當副議長。張派堅決不同意,非正不可。開會投票時,張、王雙方互相拆台,秩序混亂,主持人宣布臨時休息。王派趁張派退席,立即關閉場門,迅速開票,結果鄭欽當選議長,王朝俊當選第一副議長,隻給張公製留下個第二副議長的位子。張樹元機關算盡,卻未承想栽在他一手扶植的議會手中。省議會張、王兩派都有人在督軍署和財政廳,對張樹元克扣軍餉事早有所知,遂聯合醞釀彈劾案,由國民黨議員、山東省議會秘書長王樂平以臨時動議的方式提出,很快為大多數所通過。接著,擬具電稿,向北京政府告發。副議長王朝俊和正在住院的張公製爽快簽字,議長鄭欽也顢顢頇頇地簽了字。張樹元督軍職被撤。這位督軍大人,以前曾提出“加賦一年,裁軍一半”議案,企圖中飽私囊,被張公製主持全票否決,當時他就咒罵“鳥籠子裏無好鳥”。現在,他又一次被啄,傷得實在不輕。

第三屆,選舉宋傳典為議長,陳鸞書、杜尚為副議長,三人都是財大氣粗的資本家。第三屆議會選舉時,由於山東督軍田中玉的把持和破壞,鬥爭更為激烈。議員有兩大派,一是地方派,二是政府派。田中玉對地方派首領之一的張公製采取“拆”的手段,利用張派內部張公製與安鵬東的矛盾,拆張公製的台。安鵬東等一部分議員同張公製分了家,與政府合作,推杜尚為副議長候選人。田中玉想叫政府派的謝鴻燾當議長,萬光煒當副議長,便一麵供應金錢,一麵拉選票。但因地方派人多聲勢大,謝、萬料想,投票選舉必定失敗,所以定下每選必鬧的策略。1921年冬,議會定期選舉,由於田中玉指使軍警穿著便衣包圍議會,票未投成。1922年夏,投票那天,議員們入場後,剛進行投票,突然,人聲嘈雜,有人把張公製從背後扳倒,議員們和流氓多人攪成一團。張公製被人壓在底下,議員景伯言探身去拉,被人當頭搗了一拳。後經邵綽然、郭煥成(山東武術傳習所教員)奮力搶救,方脫險境。直到19231月,北京政府派熊炳琦來擔任山東省省長,田中玉對議長選舉再無權過問,加上學生幹涉,以數千人包圍省議會監督投票,才完成這次曠日持久的議長選舉。

有人總結三屆議會選舉情況:“第一屆山東省議會的選舉還恥言運動,或略微帶點儒家味道;第二屆的議會選舉,也還隻需花幾個錢請請客,不需大量花錢;到了第三屆議會選舉,就公開賄選,非錢莫辦了。”了解內情的張公製說,買賣選舉之風,各地盛行。各縣初選當選人每人500元已是普通的數目,複選候選人想要當選就要花費2萬元。宋傳典當選議長,前後出資18萬元。

張公製“七七”事變後回到安丘,後定居青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委其任山東宣慰使,拒出。解放後,任山東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大代表和青島市政協副主席、副市長,1966年病逝,享年90歲。張善詩能書,書法章草,造詣頗深。

解放後,“鳥籠子”成為省政協辦公地。1975年,“鳥籠子”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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