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軍長葉挺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子裏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皖南事變後,時任新四軍軍長的父親葉挺遭到國民黨長期無理拘押。在牢獄中,他寫就這首《囚歌》。激昂悲憤的曲調中,濃縮著他對牢獄生涯的體驗和對生命、自由及尊嚴的悲壯思考。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日子裏,我又想起了父親以及和父親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

1937年初春,父親離開澳門,到了上海。後來,母親帶著我也到了上海。我還記得,那一年“八一三”事變後的幾天裏,日本飛機轟炸當時國民黨空軍在杭州的筧橋機場。我就在陽台看遠處的天空中,中日空軍戰機在激烈地格鬥。

父親曾對我說過,他任新四軍軍長一事,是周恩來伯伯的主意。周伯伯派人到澳門請我父親出山,去上海商議出任新四軍軍長事宜。在上海時,周伯伯建議父親去找在國民黨高層有影響力的同學轉告蔣介石:葉挺願意出任新四軍軍長。因為父親當時是無黨派人士,國共雙方都可接受的人選。蔣介石搶先下令,任命我父親為新四軍軍長。同年11月,父親去了延安,同毛主席、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交換意見後,中央批準了我父親任新四軍軍長。

蔣介石以為父親在接受新四軍軍長任命後,會先去拜見他這個委員長。因為父親當軍長的任命是他先發布的,近十年來共產黨與父親聯係較少,所以父親理應對蔣委員長感恩戴德。誰知父親卻在接受任命後,首先與新四軍書記兼副軍長項英一同前往延安拜見毛主席。蔣介石對此異常氣憤,大發雷霆。

“皖南事變”後,父親被羈押在湖北恩施時,二弟正明和父親在一起,那時候二弟問過父親,到了延安時談過黨籍問題嗎?父親說,自己到延安後,毛主席與他長談一夜。父親說:“我已經當了軍長,黨籍的問題能不能恢複?”當時父親的想法是,即使不能公開恢複黨籍,哪怕秘密恢複也行。可是毛主席說:“你不當共產黨比當共產黨所起的作用更大。當了共產黨你就不能當新四軍的軍長了,許多話和要求也不好說了,因為國民黨不會讓共產黨員當新四軍的軍長,也不會采納共產黨的建議和要求。”父親聽從了毛主席的這種安排。(根據二弟正明的回憶)

轉戰華中敵後,開展遊擊戰爭

新四軍成立並集中後,根據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關於建立根據地、擴大新四軍基地的指示,父親和其他新四軍領導指揮各支隊迅速向敵後挺進。1938年4月底,第四支隊展開於皖中敵後的舒城、桐城、廬江、無為和巢縣地區。5月12日,第四支隊先頭部隊取得蔣家河口戰鬥的勝利。軍部組織先遣支隊,在粟裕副司令率領下,挺進蘇南敵後執行戰略偵察任務,6月17日取得韋崗戰鬥的勝利。6月至7月,第一、第二支隊相繼進入江南敵後鎮江、句容、丹陽、金壇和江寧、溧水、高淳等地區,創建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第三支隊在策應第一、第二支隊挺進蘇南後,即進抵皖南抗日前線,展開對敵作戰。10月,成立新四軍遊擊支隊(後改編為第六支隊),開辟豫皖蘇邊抗日根據地。

1939年1月,新四軍豫鄂獨立遊擊支隊(後整編為豫鄂挺進縱隊)向武漢外圍挺進,深入豫南、鄂東、鄂中敵後,開辟鄂豫邊根據地。2月,周恩來伯伯親自到皖南,商定新四軍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任務。5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後,整編第四支隊,組建第五支隊,展開於淮南津浦鐵路兩側地區。新四軍遊擊支隊會同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隴海南進支隊,開辟了豫皖蘇邊、蘇皖邊等根據地。11月,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成立,統一領導蘇南部隊。

在新四軍任職期間,父親與項英等領導人指揮部隊轉戰華中敵後,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針對國民黨限製新四軍發展的方針,父親在編製、經費、防區等方麵,與國民黨有關當局進行了許多交涉和鬥爭。他還利用自己的影響,開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向愛國人士、海外華僑、國際友人和國民黨內的朋友等,募集物資、槍支、款項。母親變賣了全部首飾,為新四軍購買了3600支槍。父親還動員一批學者、故舊、親屬參加新四軍,壯大抗日力量。

把《囚歌》贈送給郭沫若

1941年1月8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新四軍傷亡慘重。1月14日,饒漱石作為新四軍黨組織代表要求父親下山與國民黨談判,被無理扣押。

我記得很清楚,得知父親被捕後,向來文靜的母親痛哭失聲,三天不能起床吃飯。從那以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我們全家沒有了歡樂,每個人都被一種焦慮、期盼的情緒籠罩著,大家的談話內容幾乎都是對父親的思念、擔憂和對父親平安的祈願。

父親一生坎坎坷坷,經曆了難以想象的曲折。父親被強行扣押後,開始被關押在上饒李村監獄。隨後又被轉至桂林、重慶、恩施等地,一直處於嚴密監禁狀態。從1941年1月21日起,父親開始寫作自述——《囚語》。 >>

1942年,蔣介石派人將父親轉移至重慶白公館。

接二連三的勸降和顛沛流離的生活並沒有削弱父親的意誌,當時母親也到了重慶,她通過周恩來伯伯找到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獲準到監獄探望父親。在一次探望中,父親要母親把他在監獄裏手製的一枚“文虎章”交給郭沫若,作為祝賀郭沫若50壽辰的禮物。過了不久,母親再次將父親寫給郭沫若的親筆信送到郭沫若手裏,此信中附有被後人常常傳誦的詩作《囚歌》。父親與郭沫若結識很早,北伐時期,郭沫若任北伐軍政治部副主任、行營秘書長等職。從那時起,他們就結下了深厚的友情。

“正大光明,揚眉吐氣”

1943年,父親被轉到李濟深管轄下的桂林,我們一家也被允許與父親住在一起。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兄弟姐妹與姨夫麥暢生一家離開澳門,經韶關、長沙到廣西桂林。我已經四年餘未見父親了。這次相見,看到父親變化很大,消瘦了,烏黑的頭發已浮現一絲絲的斑白。

父親早一個月到達桂林,先是住在由李濟深安排的城中一家小旅館裏。當時都聽說父親獲得了自由。國民黨名義上給父親一個“高參”的空銜,實際上以此作為繼續軟禁父親的擋箭牌,繼而將父親轉移到桂林郊區觀音山麓的一個住處。那裏原來是李濟深準備在日本轟炸桂林時臨時辦公的地方,大概有二三十棟平房。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姐妹和姨媽一家投奔父親,一大家子十幾口人,就住在那裏其中的幾間平房裏。

父親常教育我們做人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陰謀詭計、獨斷專行。有一天,我們放學回家後,父親把我們叫到屋門前,他坐在一個小竹凳上,我們圍成一圈站在他麵前。父親對我們說:“從明天開始,你們的名字全部改掉!”我原來的名字是福農,父親給我改名正大,老二福麟改為正明,下麵是華明、正光,父親最疼愛的女兒——我的五妹改名揚眉。父親說:“你們的名字合起來就是‘正大光明,揚眉吐氣’!”

1943年12月25日,我放學回家,母親告訴我:“你爸爸找不到了。”在焦慮中過了兩三天,有兩個穿便衣的特務走進我家,對母親說:“葉高參有一封信給您。”母親接過字條,見是父親親筆所書,上麵寫著:“你讓幾個孩子跟來人到我處。”按照父親的話,母親挑選了我的兩個弟弟正明、華明和五妹揚眉,讓他們三個前往父親身邊陪伴。

父親要幾個孩子來陪他,是因為知道一大家人在桂林度日維艱,自己帶走幾個孩子,可以減輕母親的負擔。回憶起陪伴父親度過他人生最後歲月的日子,正明曾說過,他們幾個和父親一起到了恩施,先是在恩施民享社東門招待所裏住。每天晚上,房間門外都有憲兵看守。一個月後,他們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父親被禁錮的原住所。

沒有等來的團聚

1944年,日本投降前,為躲避日寇,我隨母親逃難到廣州。1945年日本投降後,父親被從恩施送到重慶監獄。在毛主席親赴重慶進行和平談判時,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立即無條件釋放包括父親在內的政治犯的要求。經過毛主席、周恩來等一再交涉並提出用邯鄲戰役中我軍俘虜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進行交換後,國民黨方麵同意了釋放我父親和廖承誌同誌。

1946年3月4日,經受五年牢獄磨難的父親終於獲釋。出獄次日,父親向毛主席和黨中央發了一份電報:“我已於昨晚出獄。我決心實現我多年的願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在你們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曆史是否合格,並請答複。”這是他繼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共產黨後,寫下的第二封入黨申請書。

兩天後即3月7日,中共中央毛主席親自複電父親,同意他再度成為中國共產黨中的一員。

按照組織安排,五妹揚眉、母親帶著最小的弟弟阿九分別從延安和廣州趕到重慶迎接父親出獄。離開的時候,母親對我講到很快就會與父親團聚,我們全家聚少離多的日子就要過去了。那一次去見父親,她的內心一定是充滿著對未來全家幸福生活的憧憬。

就在我滿懷期盼等待與父親團聚的時候,一天上午,我突然聽到街上的報童在喊:“中共代表王若飛、秦邦憲8日乘美軍機由渝飛延。忽失聯絡,下落不明。機中乘客尚有前新四軍軍長葉挺及其家眷……”我衝出去買了一份報紙,看到這個消息,我驚呆了。

我在緊張、忐忑不安中苦度兩日,天天看報紙,祈願父母親能平安。到4月13日,各報紛紛刊登新華社的電訊,報道了王若飛、秦邦憲和父親、母親、五妹揚眉和小弟阿九等人空難的消息。我感到無比驚愕和痛苦,與姨媽、六妹劍眉、八弟啟光抱頭痛哭,自己心中一直向往著與父母親相聚的幸福被噩耗粉碎了,這樣猝不及防,讓我無法承受。我從小不怎麼流淚,但在那些日子裏,我終日以淚洗麵。

無情的災難吞噬了我的父母。但是,父親,您的精神是不會泯滅的。在您出獄第二天寫給毛主席與黨中央請求入黨的電報上,您說,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您將貢獻您的一切。父親啊,這句話永遠銘記在您的兒女們的心上。我們繼承您的意誌,繼續您未竟的事業。




人物小傳

葉挺(1896_1946年),原名為詢,字希夷,廣東惠陽人(今天屬惠州市惠陽區秋長街道辦事處),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之一。毛澤東曾當麵稱他是“共產黨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他開創人民軍隊之路的功績以及崇高的氣節,將永世流芳。1924年赴蘇聯東方勞動大學與軍事學校學習。1925年回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革命軍獨立團團長、二十四師師長、十一軍軍長。1927年先後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抗戰時任新四軍軍長。1941年皖南事變時被國民黨非法逮捕,先後被囚於江西上饒,湖北恩施,廣西桂林等地,最後移禁於重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集中營。1946年3月4日,由於中共中央的堅決要求,始獲自由。出獄後即電中共中央請求加入中國共產黨,於3月7日經中共中央批準。4月8日自重慶飛返延安,途中於山西省興縣黑茶山因飛機失事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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