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畢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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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王震講過一句話:“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同樣是共產黨員,認識上為何會有天壤之別?這就是民主革命派同社會主義革命導師的認知區別。“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哉!”

  文化大革命至今已過去半個多世紀了!對極大多數年輕人來說,並不了解它的真相。他們隻能按“教科書”上的“說法”去認知:

  “文革”是一場“嚴重災難的內亂”,是“十年浩劫”;

  發動“文革”,是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因為“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更不存在一條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修正主義路線;

  “文革”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毛主席發動“文革”,“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

  否!這隻是一麵之詞。這些都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強加於人的一種認知。如果你願意聽一聽不同的觀點,依照我這個普通民眾——“文革”過來人的認知,恰恰相反:

  “文革”確確實實是黨內兩個司令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以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兩條路線(馬克思主義路線與修正主義路線)之間的一場大搏鬥!毛主席發動“文革”,對中國社會狀況和對形勢的判斷,一點沒錯、完全正確,它是建國以後黨內兩條路線——究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長期鬥爭的一種必然。

  “文革”後41年的曆史,已證明了筆者上述結論。現實反麵教員是最好的老師,人所皆知嚴酷的現實就擺在那裏,這讓我沒有必要再在這裏作重複論證。我隻想在這裏講以下兩條。

  “文革”是建國後黨內鬥爭的一種必然

  大千世界,矛盾無處不在。人類社會,有“公”就有“私”,有正義就會有邪惡,有正確就會有謬誤,這些矛盾與鬥爭永遠不會完結。

  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它從成立那天起,黨內就一直存在著矛盾與鬥爭——這集中體現為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正是黨內正確路線不斷地戰勝錯誤路線,才使中國共產黨得以不斷地發展、壯大,並使中國革命不斷地走向勝利;反之,一旦錯誤路線占據了統治地位,黨的事業就會受損,革命就會遭受挫折與失敗。

  隻要黨還存在,黨內的矛盾與鬥爭永遠不會終結。誠如毛澤東主席所講,“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曆來如此。”(《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後,隻是到了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後,才確立以毛澤東為領袖的正確路線的主導地位。以後又通過1945年的中共七大,選舉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新的中央委員會;《黨章》明確規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是按民主集中製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即: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是統一的政黨,是不容許分裂和各行其是的。因此,黨中央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在中央正確路線的主導下,黨內的矛盾與鬥爭盡管繼續存在(諸如:抗戰勝利後有沒有“和平民主”新階段?解放戰爭期間要不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建國後新民主主義要不要向社會主義過渡?要不要對民族資本實行“利用、限製、改造”?中國農業要不要搞合作化、走集體化之路?要不要進行抗美援朝戰爭?要不要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要不要在意識形態領域批判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文化?等等)但它改變不了占主導地位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執行。

  正因為如此,1956年的八大以前,在毛澤東主席的七屆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黨的隊伍興旺發達,中國的革命事業突飛猛進。不僅建立了新中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且還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的巨大勝利,完成了“三大”改造,提前完成了“一五”計劃,使中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完成了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

  然而,到了1956年曆史卻發生了一個轉折。在這一年裏,中共黨史實質上發生了悄悄的巨變。

  正是這一年的2月,蘇共召開20大,赫魯曉夫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大反斯大林,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同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受蘇共20大影響,中共黨內原先的親蘇派活躍起來,實質上形成了一股“反毛”暗流。八大的主要變化是:

  政治上提出一條“唯生產力論”(改變對主要矛盾的判斷)的修正主義路線;組織上削弱了毛澤東主席的領導地位(劉少奇提議增設4名副主席、一名總書記,實行六常委製);思想上鄧小平主持“修改黨章報告”,在《黨章》中刪去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此後毛澤東主席基本上退居二線,以劉鄧為代表的一線領導(司令部)基本形成。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分一、二線領導層的體製,是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並實施的,目的是吸取斯大林逝世、蘇聯領導層接班動蕩的教訓。這一體製將政治局常委分為一線、二線。毛澤東主席將自己處於二線,讓其他政治局常委處於一線。毛澤東在二線,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處於第一線的政治局常委主持。據此,劉少奇就長期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決策機構)日常工作,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執行機構)日常工作,劉、鄧成為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兩個主要領導人。1959年4月,劉少奇正式接任國家主席,中共一線領導(司令部)完全形成。

  以上史實,在王光美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實:“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黨中央分一線、二線,少奇同誌主持一線工作”(孫興盛:《毛澤東與劉少奇分歧始末》)當然,也可從毛澤東的講話中得以印證:

  “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誌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隻要能夠幹的都幹”。(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講話”,見《毛澤東年譜》第624頁)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隻能跑龍套。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套,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誌。”(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的談話”)

  客觀地說,在1959年劉少奇任國家主席以前,劉鄧一線領導還是比較自覺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盡管他們事先在許多問題上都曾有過不同主張,但每次經由毛主席的批評、幫助後,均能較自覺地改正)。但事後往往又會在執行的過程中,犯寧“左”勿右、形“左”實右的錯誤(如“反右擴大化”與“大躍進”中的“共產風”等錯誤)。

  1959年以後,由於劉鄧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黨內確實形成了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僚特權集團,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發展,他們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從內心產生反感與抵觸。另外,劉少奇“上位”國家主席後,隨著一線領導地位的不斷鞏固,個人野心不斷膨脹,總想另搞一套,這就在黨內形成了一條隱性的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修正主義路線。

  他們傾心於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在農村推行“三自一包”政策;他們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公然對抗毛主席對“四清”運動的定性,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公然抵製、對抗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批判鬥爭,終於引發了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概括這條隱性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是:經濟上複辟私有製;政治上否定階級鬥爭學說。

  “文革”無疑是建國後,黨內兩個派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走社派”與劉鄧為代表的“走資派”)、兩條路線(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資產階級修正主義)之間長期鬥爭的必然。

  “文革”是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大搏鬥

  “文革”是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大搏鬥,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大搏鬥。“文革”的最大特點:表麵上都是打著毛主席、共產黨的旗號進行的。走資派打著紅旗反紅旗,實際上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轉移鬥爭大方向,不擇手段地搞亂陣線,瘋狂鎮壓群眾,目的就是抵製、破壞“文革”的進行。

  “文革”是兩個司令部的較量。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掌握著中央“大權”,主要體現在控製著中央文革小組發號司令權和兩報一刊的輿論權;劉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掌握著“小權”(相對毛主席的“大權”而言),卻控製著自上而下全國黨、政組織係統的“實權”。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掌握的權雖大,但是“虛權”;劉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掌握的雖是“小權”,但卻是“實權”。反複較量的結果,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掌握的“大權”,戰勝不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小權”;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掌握的“虛權”,鬥不過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掌握的“實權”。

  “文革”期間,走資派總體上雖然受到了“衝擊”,但他們並未改變立場。部分走資派甚至在“文革”不同時期,始終以不同形式控製著本單位的實權。走資派人還在、心不死。毛主席一逝世,富有政治鬥爭經驗、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一反撲,“文革”失敗了——於是,瘋狂的階級報複開始了,全麵複辟資本主義的局麵出現了!

  各位如果不信筆者的上述判斷,那就請聽聽本人在“文革”中的親身經曆吧!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請你不要否定我所講的、一位“文革”老人親身經曆的客觀事實。

  我原是一個在舊社會挨過資本家拳打腳踢的小學徒。1949年春在上海市第十八民校夜校部念書時,曾參加過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一些活動(如參與迎接解放軍入城儀式——在北四川路近橫浜橋地段參加夾道歡迎隊伍)。新社會受黨一手培養(1952年考入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幹校參加革命工作),1957年又以調幹生身份考取上海師範學院曆史係——成為一名新中國的大學生,最後成長為一名具有強烈翻身感、對黨和毛主席充滿感恩之情的一名人民教師。

  文革前,我是一名共青團員、入黨發展與提拔對象,上海市文建中學高中曆史教師、史地教研組長、高二年級組長、民兵連長,黨報《解放日報》、黨刊《支部生活》通訊員。曾應《解放日報》理論部之約,寫過抗日戰爭勝利20周年專題學術紀念文章:《美帝國主義是日寇侵華戰爭的幫凶——1931到1941年美國助日侵華政策剖析》(發表於1965年9月9日《解放日報》第6版)。組織上為了培養我,調我進入政治組。1965年10月到1966年5月,又調我去“四清”工作隊,到農村參加了一期“四清”工作。返校後,正好趕上開展“文革”運動。學校領導支部書記專門找我談話,要我積極投入運動(寫大字報),以實際行動爭取入黨。

  1966年6月3日,我校運動正式開始,學校領導召開全校黨團積極分子動員大會,號召全校師生積極投入運動,提出“要全麵揭發學校中的一切問題”,隨即大字報鋪天蓋地,矛頭都是針對教師的(大多是支部點名與暗示的批判對象)。因我參加過“四清”,知道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這樣“反右”式的運動不甚理解,所以開始並沒有寫大字報。

  直到4日傍晚,迫於形勢,我就寫了一張不針對個人、批評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的大字報:《文建中學的辦學方向是否對頭?》①(此前黨刊《華東通訊》也已刊登過《文建中學片麵追求升學率思想為何批而不倒》的批評文章)。沒想到,就此闖了大禍!就這麼一張大字報,當晚我就被支部內定為“反黨”分子。第二天,遭到黨支部有組織的大字報圍攻,校園裏刷出大幅標語:“揪出反黨分子錢昌明!”

  像我這樣一個共青團員、入黨積極分子、黨組織的培養對象,怎麼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黨”分子、“反革命”了呢?

  我百思不解。後來是上海市委書記王一平的《揭發》、區委書記王新華的《我的檢查》,才讓我明白真相。原來這是從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經由上海市委貫徹下來的一條“矛頭向下”的文革路線造成的。

  王一平1967年9月5日,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市中學革命師生員工迎頭痛擊劉、鄧、陳、曹、楊假檢查真反撲電視鬥爭大會”上的《揭發》發言中講道:

  “《十六條》明確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卻把運動的矛頭指向廣大革命群眾,他叫嚷什麼中學的‘教職員比較複雜’”;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就緊跟他們的黑主子,大造抓‘右派’的反動輿論。曹荻秋胡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文教界”,“要首先抓牛鬼蛇神以及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就是避而不談運動重點是整黨內的“走資派”。(見1967年9月5日《中教造反報》:《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上海市中學革命師生員工迎頭痛擊劉、鄧、陳、曹、楊假檢查真反撲電視鬥爭大會專刊》)

  王新華在《我的檢查》中寫道:

  “我頑固地執行黨內最大‘走資派’劉、鄧所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緊跟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曹之流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轉移鬥爭大方向,鎮壓群眾運動,打擊一大批,保護一小撮,犯下了滔天大罪。我是南市區鎮壓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禍首”。“劉少奇來上海說,‘別的地方亂了,上海很穩定。說明上海市委威信高,群眾聽你們的話’。我聽了以後就認為自己在前階段的做法是正確的,一心想把局麵穩住┄┄死抱住什麼‘抓右派’的錯誤觀點不放”。(見香港中國文革曆史出版社出版:《雪泥鴻爪話文革》)

  正是在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主導下,上海市委貫徹了這條修正主義的“資反”路線,南市區委書記王新華才會親自到我校蹲點,以“批評黨支部就是反黨”的邏輯,可以完全不顧事實,硬是把我這個共青團員、對黨無限忠誠的積極分子,打成了“反革命”!

  我是怎樣一個人?學生們最了解。當我被打成“反黨”分子時,學生們仗著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忠於《十六條》的文革精神,就是不買這個賬。他們聯合起來“保”我、為我辯護,以大字報、大辯論為武器,開展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學校黨支部和區委王新華親自操控的工作組,通過“6.5”、“6.15”、“7.9”三次有組織大字報圍攻,仍不能把我“整”下去。

  最終,王新華惱羞成怒,儼然調動專政機關,派區公安局副局長與刑偵科長秘密進駐我校,采用法西斯專政的手法,偽造了三封“檢舉信”,冒充“湖州革命群眾”誣陷我是某“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另兩封:一封冒充老家“貧下中農”名義,誣陷我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土改時定性的成份為“職員”;再一封冒充“曆史學會革命群眾”,誣陷我寫過“為彭德懷翻案”的文章——指一篇曆史學術論文:《杜文秀是雲南回民起義的傑出領袖》),由公安局刑偵科長出差到我原工作單位所在地——湖州,把“檢舉信”以“異地投寄”的方式郵寄到我校,最終公然宣布我為“反革命”分子,剝奪我的人身自由,進行“隔離審查”。接著就是“大會轟、小會攻”,軟硬兼施,日夜逼供,直把我逼得上吊自殺,以死抗議。算我命大,竟在昏死了16個小時以後,居然醒了過來。

  即便如此,王新華他們仍不肯放過我。我隻在醫院住了5天,連頸項上上吊的傷口尚未愈合,就被強迫出院。當天把我拉出去批鬥,上、下午各一場,前後長達6個小時!除了橫加“反革命”等罪名外,又給加了一條“畏罪自殺”!這就是路線鬥爭真相,真可謂:何其毒也!

  我始終未肯“認罪”,他們見我連死也不怕,也就黔驢技窮、拿我沒有辦法了!就把我反鎖關進教學大樓樓梯底下、一間隻夠安放一張單人小床的暗室裏(有三分之二空間站不直身子),除了由紅衛兵來送三頓飯開一下門以外,其他就什麼也不管了。我不甘心就這樣被冤屈,心中始終不服,不相信聽毛主席的話,寫一張批判片麵追求升學率的大字報就會變成一名“反革命”。我決心要到北京去上訴!在被關第9天的一個晚上,我竟發現紅衛兵居然忘了在外麵上鎖。抓住這個機會,當夜我就逃了出去。天亮時刻,我徒步逃到了大姐家裏,在她的幫助下,拿了一些全國糧票和現金,倉皇逃往北京。上了火車,我看到張貼在車廂裏有關“保護上訪”的中央文革發布的文告,這才有了一種安全感。

  到了北京,我的上訪受到了中央文革、國務院聯合接待站的熱情接待,享受了“革命師生”待遇,由接待站協助安排了免費食宿。不到一個星期,接待站按預約時間接待了我。詳詢情況以後,認為如果我所反映的情況屬實,這就是“資反”路線的典型表現。接待同誌滿足了我的三項要求:

  1、必須限期上海市委,由組織出麵調查清楚,給我作出明確結論:我、錢昌明,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要求正式平反、恢複名譽;

  2、明確要求上海市委,責令區委與文建中學,不準再禁閉我,保證我的人身自由;

  3、根據《十六條》精神,允許我參加運動,還我寫大字報的權利,還我進行“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權利。

  感謝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的上訪獲得圓滿成功。最為幸福的是,1966年11月11日,我還以來北京上訪、串聯“革命師生”資格,在廣播大樓前馬路邊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接見”,這使我熱淚盈眶。我高呼“毛主席萬歲!”這成為我一生中最為幸福、最為難忘的時刻。

  返滬後,在我校造反派紅衛兵學生的支持下,經過上海市委接待站整整一個月時間的調查,12月20日,終於由市委辦公廳二室席承基同誌出麵,以發布《有關錢昌明同誌問題談話紀要》形式,書麵給我作了正式平反。隨後中共南市區委以教衛部名義給我作了書麵平反,王新華個人亦給寫了一封要求“原諒”的平反信,文建中學也給我開了平反大會。

  我獲得平反後,就主動投入到批判“資反”路線的鬥爭中去,參加了當時的中學教師的革命造反組織——上海市中學教職員工革命造反司令部(中教司),先後被選為區、市的負責人。其後,根據中央軍委文件精神,參與了一些為受冤教師的平反活動。再往後,就是造反派組織的大聯合、三結合,成為上海市中等學校教職員工革命造反聯合會(簡稱“教聯會”)負責人。再往後,就回基層單位“複課鬧革命”,結合進學校“革委會”,入黨。先後在文建中學、市八中學的校革會“教革組”(相當於教導處)抓教育、教學工作,始終競競業業,有口皆碑。

  1967年上海發生“一月革命”,王新華一度下台。約隔不到一年時間,1968年春,王新華重新以老幹部身份結合進南市區革委會,官複原職。在王新華的授意下,我又一次挨整,被打成“變色龍”,“靠邊審查”。其後,再隨著上海大氣候的變化,掀起“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再通過上訴才得以恢複校革會委員資格。

  最後,1980年8月5日,南市區委以“老造反”、“迫害南市區委書記王新華同誌”等罪名,以“突擊入黨”為由,“取消錢昌明同誌共產黨員資格”定案。我不服,到1982年7月止,一直不斷地向區委、市委組織部、領導同誌申訴,先後遞交了約十萬字的申訴材料,結果是都無果而終。我終於醒悟:

  我所以會挨整,原來都是因為我在“文革”中站“錯”了隊。因為我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批了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而沒有站在學校當權派和區委這一邊。其後,又沒有屈服在黨支部和區委當權派的淫威之下,不肯認“錯”、認“罪”。

  我所以在運動初期挨整,運動中期再反複挨整,運動結束最終以“取消黨員資格”結局,終身背上一隻政治“黑鍋”;歸根到底,是因為我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線這一邊。隻要走資派掌權,我就不可能有翻身之日。想到了這裏,我就坦然了。

  但我以此為榮!因為我是一位毛澤東時代的共青團員、共產黨員,我是一名真正信仰毛澤東思想的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曆史畢竟是一種客觀存在,人為欺騙終究不能久長。隨著時間的推延,真相終將大白。它決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注①:錢昌明被走資派打成“反黨分子”的一張大字報

  文建中學的辦學方向是否對頭?

  長期以來,我們文建中學的行政領導沒有把準無產階級的教育方針,在全體教師的頭腦中形成了單純升學率思想,而且成風,還引以為榮。盡管自從去年毛主席發出“七·三”指示(筆者按:指毛主席關於減輕學生課業負擔的指示)後,區教育局也專門派人來抓過。然而,學校領導原有指導思想仍未多大改變。如若不信,請看以下事實:

  一、“七·三”指示精神已經下達,然而領導上仍然不肯取消早讀課,甚至還鼓勵班主任進課堂“督促”。

  二、領導上沒有認真、嚴肅、確有成效地組織教師破除片麵升學率思想,以致流毒未淨,教師們都心照不宣,實際上把片麵升學率當作“臭豆腐幹”(毛文元老師語),雖臭猶香。

  三、繼續揮舞考試的“指揮棒”,使同學頻於應付大大小小又明又暗的考試、測驗,嚴重摧殘同學的健康(我校近視眼發病率達全區第一)。

  四、公然用分數刺激同學“勤奮”學習,向高三提出期終分可以“隻增不減”的口號,聞所未聞。

  五、欣賞“安分守己”、“勤奮學習”的學生與班級,看不慣學生的“不安分”行動。這次五四評選過程竟然為了高三(1)班的同學沒有交練習卷子一事,就武斷整個班級“放鬆”學習,“學習目的不明確”,重新召集階段(年級組)會議,硬把已經評定的“四好班級”拉下來,直至同誌們提出了意見,擺出了充足的理由,但兩位教導主任仍借口要“調查研究”,(為什麼在決定要拉下來的時候,這不要調查研究了呢?)硬要堅持錯誤達16個小時。

  以上可見,我們學校領導雖然口頭上也講要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但在思想上,行動中卻還是資產階級那一套。片麵追求升學率在客觀上就是宣揚資產階級“唯有讀書高”思想,這不是執行資產階級的教育方針是什麼呢?這樣下去,我們決不可能培養出無產階級接班人,而隻可能是資產階級的接班人。

  我覺得要根本破除存在於教師頭腦中的片麵升學率思想,隻有從學校領導開始,希望領導上認真反省。

  錢昌明

  1966年6月4日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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