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用:旅遊+仍在 但旅遊已步入*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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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國家旅遊局局長李金早同誌發表署名文章,“開明開放開拓,迎接中國‘旅遊+’新時代”,並提出:“旅遊+”事實上與“互聯網+”一樣,具有“搭建平台、促進共享、提升價值”之功能。此文一出,即引起業界專家熱議,張輝先生認為“旅遊+”不是一場社會革命,不能與“互聯網+”同日而語,認為“旅遊+”影響的是旅遊消費;石培華先生讚同李金早局長的“旅遊+”觀點,並從更為深刻的係統來論證“旅遊+”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戰略性和全局性的影響,推動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吳必虎先生從“旅遊+”的學理基礎、政策基礎、“旅遊+”支持地方改變發展途徑、“旅遊+”的“法治”要求等角度論證了“旅遊+”的可行性、必要性及需求保障等;王興斌先生認為“旅遊+”與“互聯網+”不能相提並論,強調旅遊產業具有敏感性,切忌一窩蜂搞旅遊。他認為旅遊產業=“+旅遊”+“旅遊+”。上述專家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筆者認為,這些觀點都還停留在旅遊外延的初期,是在組合的層麵上看問題,而沒有在融合的層麵上做文章,錯估了旅遊發展的階段。


“+”是組合的含義,實質上還是兩張皮,1+1=2隻是算術級數的效能,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是互相滲透、水乳交融、合二為一,可以達到乘數效能,乃至是幾何級數的效能。“旅遊×”體現了一種化學變化,不是簡單的1+1=2,而是1+1=X。X是未知,它代表的不僅僅是經濟效益,同樣是社會效益、環境效益及其他效益。它更是一種體驗、一種品質、一種經曆及其他更為深刻的內涵。“旅遊×”代表了旅遊業自身發展的完善與獨立、以引領的角色出現在與其他產業的融合與貫通中、代表了旅遊業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全新地位,是生活方式與經濟發展變革的引擎。事實證明,“旅遊×”的時代已經到來,本文將具體從旅遊學理的變化、旅遊業態融合、旅遊管理的改革及製度保障三個角度來闡釋“旅遊×”時代的具體表現。

首先,從旅遊學理的變化來看,旅遊學科建立之初是典型的+狀態。由於教師來自多元學科,教師隊伍多為雜牌軍,講課多是地理+旅遊,經濟+旅遊,營銷+旅遊等等,相應的教材也是兩個學科的組合,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體係,專業內容,以及教學大綱等也是一種組合,不成體係,缺乏內涵。經過幾十年的旅遊教育發展,教師隊伍都融煉成為了正規軍,成為了真正的旅遊教師,新成長起來的年輕教師更是如此。多數教材,也都成為了,旅遊×地理,旅遊×經濟,旅遊×營銷的真正的專業課程。教學大綱,培養方案,實習計劃都臻於完善。另外,大量的論文專著,也不是初期的從經濟上說旅遊,從營銷上說旅遊,從管理上說旅遊等等,而是在論證旅遊經濟、旅遊營銷和旅遊管理。

總之,從教師專業素質還是教材內容、研究性質、課程設置、培養方向上都真正實現了與旅遊產業的融合,做到了以旅遊的角度來審視課程,以旅遊業的角度來審視人才需求及培養方向,真正實現了“旅遊×的教師結構+旅遊×的課程設置+旅遊×學科研究與培養方向”,也體現了旅遊科學的跨行業、多學科性質。

其次,從旅遊的業態融合來看,一方麵,互聯網的發展及旅遊需求的膨脹催生了最初的“互聯網+旅遊”OTA行業(旅遊電子商務)的出現,如攜程、藝龍、等。這幾年來,旅遊與互聯網的結合越來越緊密,不論是OTA元老,還是後起之秀如去哪兒、驢媽媽、途牛網等,已經將原來的“IT”標誌轉變為“旅遊”標誌。他們更加關注遊客的需求及旅遊產品的品質,並從線上旅遊產品銷售轉移到線上與線下齊頭並進的綜合性旅遊企業,從這個角度來看,OTA行業已經變“互聯網+旅遊”為“旅遊×互聯網”,看似是行業簡單+,事實上卻是旅遊產業鏈各要素在電商平台的“×”;另一方麵,從產業發展上來看,原來人們理解的鄉村旅遊就是農業+旅遊、農村+旅遊,工業旅遊就是工業+旅遊…例如鄉村旅遊在開發之初,就是在原有的農田種植或大棚種植的基礎上,搞點采摘,幾家農戶接待,吃吃農家飯,睡睡大炕;也有的鄉村旅遊就靠農業園區的有機農業來吸引遊客,後來再加建遊客中心、停車場、遊覽步道、餐館賓館等,這樣就很難彰顯出主題產品的品質和內涵,與環境很難協調、服務很難到位。事實上,當這些一產的業態確立和建設好之後,產品就基本定型了,這時才考慮延伸做旅遊接待,已經難以形成一個合格的鄉村旅遊產品了,即無法全方位展現鄉村旅遊的內涵。其實,真正的鄉村旅遊產品,一開始就應按照一個景區來建設。從一產模式延伸走向三產模式統領,三產差異化定位,一產業態托底,貫通二產加工業(農副產品和鄉土工藝品),構建第六產業(1×2×3=6)。這樣的鄉村產業是融合而不是組合,也不會出現雷同化的風貌,且富有各自的魅力。同樣的,旅遊業與其他產業也已經不是簡單的“+”的概念了,做好旅遊產品,應以旅遊的思想作為總綱或統領,用通俗的說法就是“農田種的不是莊稼,而是旅遊。”旅遊為先,以第六產業模式才能實現“旅遊×”的產業融合最大效益。

再次,從旅遊管理改革及製度保障來看,不論是“旅遊經濟特區”還是“旅遊委員會”,都是“旅遊×”的典型表現,部分旅遊局已經從小旅遊行業管理局,轉變為大旅遊產業和事業的發展局,實現了旅遊景區管理職權的融合及旅遊製度保障的“旅遊×”效應。拿我們撰寫的“武當之道——中國第一個旅遊經濟特區發展模式研究”來說,武當山特區與武當山風景管理局實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在行政管理上實行“主權不變、治權獨立、事權下放”的製度。特區機構權責明確,堅持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確需多個部門管理的事項,明確牽頭部門,分清主次責任,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製,形成工作合力。又如杭州市旅遊委在原有旅遊局職能的基礎上,賦予了旅遊主管部門對園林文物、貿易、工商、旅遊度假區、商業資產公司、旅遊集團、西湖博覽會辦公室等機構的協調功能、風景區管理職能、資源整合功能,加強了對項目的事先管理。這種管理方式強化了旅遊委的景區管理權和主導協調政府各相關部門的權限,我們也稱之為“旅遊委員會模式”。北京市旅遊委也已經實現了多部門現場聯合辦公,很多旅遊上下遊產業相關的委辦局主管副局長到旅遊委上班,有效提高了行政辦公效率。另外,國務院也成立了由其領導的國務院旅遊工作部際聯席會議製度,在旅遊局的牽頭下,來更好的為旅遊市場服務。這些舉措原則上破解了政府內部的機構重疊和利益衝突,提高了行政效率,是“旅遊×”的重要保障。

綜上,“旅遊學科×”已經形成;旅遊業態也出現旅遊×行業、旅遊×其他產業的發展形勢;旅遊管理及製度保障也已經進入“旅遊局×其他部門”的綜合行政管理機構。因此,我們可以說,“旅遊+”雖仍然存在,但“旅遊×”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需要在旅遊×的層麵上研究問題了!(專家:王衍用教授 北京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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