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的博大精深和曆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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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聖賢發明了文言文以後,文言與白話就呈現了既融合又區別的發展態勢,這也算是中華陰陽思想的體現。


文言是陽,因為後來繼起的聖賢君子不斷地傳承與創新,占據文化的至高地位,引領著文化的前進方向,承擔著道統的延續,同時也從白話中吸取有益成份,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並影響白話,指導著白話與時俱進。


白話是陰,屬於世俗階層,從文言中吸取日用的成分,應用到日常生活之中,同時其鮮活的表達也被文言所重視。

因此在五四運動以前,文言文一直處於正統地位,形式不變,內容不斷創新,如理學的興起,則在文言和白話中出現了“天理”的說法,心學的興起,則出現了“良心”的說法。而用白話進行創作的白話文則隻能生存在小說之中,因為小說麵向的讀者是普通大眾,口語化則貼近生活,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我們可以看到,四大名著基本上是白話文為主,文言為輔。


這種文言和白話的陰陽和合,遵循了“不易、變易、簡易”的易道,相依而並行,充滿了活力,創造了異彩紛呈的中華文化。


自秦始皇實施“書同文”以後,經過兩漢對文言文的整理、校對、注釋,文言文就走向了規範化的發展道路。經過後來的文人學者不斷推陳出新,按照“文以載道”的思路,就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文言文體裁。

文言文體裁,可以分為韻文、駢文、散文三個大類。而文章對漢字的韻、平仄、對仗的是否講究,是三大類相區別的依據。

1
韻文

 韻文是押韻的,主要以詩詞為代表,自《詩經》、《楚辭》、《樂府》、《唐詩》、《宋詞》到《元曲》,韻文的文體也呈現了妙曼多姿的態勢,而《唐詩》的格律詩,如五律、七律,則將除了押韻外,還有嚴格的平仄、對仗要求,可以說是已經登峰造極。


中國是名副其實的詩國,文載道、詩言誌,詩是文言文這頂皇冠上的明珠,是文學的最高藝術,造就出了象屈原、李白、杜甫、李商隱等名垂千古的德才兼備的大詩人。

2
駢文

駢文不押韻,但是駢文講求平仄、對仗,在句式上一般都是四六對仗(所以駢文也叫“四六”文),駢文起源於漢末,形成並盛行於南北朝。唐代科舉以詩賦取士,其賦作即為源自駢文的律賦。唐代公文亦為駢文,即四六體。對聯算是最簡短的駢文。

3
散文

散文即不要求押韻,也不講求平仄、對仗,概念很廣泛,凡韻文、駢文以外的文章,都可以稱之為散文。

古代散文可分為史傳文、議論文、雜記文、應用文等四類。

(1)史傳文

史傳文也叫曆史散文。按內容跨度分通史和斷代史兩種,按編寫體例分則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國別體四種。地方誌和族譜中也有名人傳記。

 (一)  編年體

以年代為線索編排有相關的曆史事件。如《左傳》。


 (二)  紀傳體

以記敘人物活動反映曆史事件。紀傳體始自司馬遷的《史記》。


 (三)  紀事本末體

這種體裁首創於南宋時期的袁樞。類似章回小說。袁樞根據《資治通鑒》寫了一部《通鑒紀事本末》,把1300多年的曆史,歸納為230多個專題。如“三家分晉”、“秦並六國”、等。


(四)國別休:《國語》《戰國策》按國記述。

(2)論說文

論說文是闡明事物道理的文章。政論、文論、史論、學術論文等都屬於論說文。秦漢以前的“諸子百家”都屬於論說文的範圍。當時的論說散文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語錄,如《論語》、《孟子》,另一種是論文集,如《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


從秦漢開始,論說文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大量的單篇論文,體裁也趨向多樣化。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一) 論

“論”的議論方式以論證為主,如賈誼的《過秦論》、範縝的《神滅論》、蘇洵的《六國論》等。


(二)說

“說”是闡述某一事物、某一問題的義、理。如韓愈的《師說》、柳宗元的《捕蛇者說》。


一般的說,人物論、史論等涉及是非曲直的內容,大都采取“論”這種體裁;“說”一般接近於文學散文,如周敦頤的《愛蓮說》,就不能改為《愛蓮論》。


(三)辯

“辯”是辯是非,如韓愈的《諱辯》,柳宗元的《桐葉封弟辯》。


(四)原

“原”是探源的意思。從根本上考察、探討。如韓愈的《原道》《原毀》、黃宗羲的《原君》《原臣》。


(五)寓言

寓言都用於闡述哲理。如《莊子》“庖丁解牛”,《韓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


(六)書信

書信可以既是應用文也是議論文,如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韓愈的《答李翊書》,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


(七)序跋

贈序是贈人以言,就應用範圍而言是應用文,但就語言形式來說屬議論文。如宋濂的《送東陽馬生序》。


(八)奏議

奏議是給皇帝的書信,分疏、表、對策等。


疏是分條陳述的意思。如賈誼的《論積貯疏》、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等。


表是抒情或陳述意見。如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等。


對策是科舉考試考生回答的文章。如蘇軾的《教戰守策》。


(九)詔令

皇帝或上級下發的命令。如漢文帝《賜南越王趙佗書》。


(十)檄文

打仗出征前的告示或給敵方的書信。如胡曾《答南詔牒》、曾國藩的《討粵匪檄》

文言文的複興

文言與白話,兩者並行而不悖,文言文主要用於道的層次,白話文主要用於器的層次,這樣就能做到陰陽和合,生生不息。


毛澤東曾經說過,國學,統道與文,國學的複興,首先就應當是文言文的複興,“文”複興了,才可以讀懂經史子集,在“知道”“行道”“傳道”的過程中,有所感悟,有所創造,然後形成自己的文章。


我們看到,白話新詩已經經過了一百年的實踐,為什麼至今鮮有成就?連倡導者毛澤東都說,給一百塊大洋,也不讀新詩,其原因就是新詩缺少兩樣東西,一是道,一是文,沒有道的指引,詩就是俗化的文字,沒有靈氣,試看看,中國曆史上哪個大詩人不是精通國學的通才?而沒有文,就沒有平仄、對仗、押韻,就沒有藝術美,缺少這兩樣東西的新詩,隻是無根之樹,難以立足。


因此,白話文隻適合在科技、新聞、小說、戲劇、電影、歌曲、評論等麵向大眾化的領域存在,而文言文則適合在詩詞、駢賦、祭文、序跋、書信、詔令、政論、理論、國史、方誌、族譜等莊嚴肅穆、希望流傳後世的領域存在,兩者定位好了,就可以相互吸收,相互借鑒,共同發展。當然兩者結合的淺文言,則將更具有魅力。


文言文複興了,中華文化的複興就有了載體,就象航海有了帆船,航空有了飛機一樣,目前以傳統文化為根脈的文藝繁榮運動在習近平主席的大力倡導下,在神州大地廣泛鋪開,但是,如果不複興文言文,不讓文言文去占據語文教育的高地,不改變目前的文體,不改革考試製度,那也隻是緣木求魚而已。


為國家計,為民族計,為未來計,文言文的複興勢在必行,在此白話文運動一百年到來之際,我們不能再遲疑和猶豫了,複興文言文,是每個有誌之士的責任,希望文言文的複興早日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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